序言
今天,是2007年1月2日星期二,农历丙戍年十一月十四。早晨,我打开《大连新商报》第24版《2006国际那些事那些人》印入眼帘,〈霍金:忙并快乐着〉让我着实激动了一番。这篇报道中的[人类未来]是这样写到:
“在一个政治、社会、环境都混乱的世界,人类如何走过下一个100年?”这是霍金7月在雅虎网站“知识”栏目公开提出的问题。提问者8月2日给出自己的答案:“我不知道答案,这就是我提问的原因。”
霍金提问后的一个月内,这个关于人类生存命运的严肃问题引发全球网民强烈反响,网民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人类应学会共处,技术进步将帮助人类、依靠上帝、爱与和平……
霍金本人认为,长期看,面对各种可能到来的威胁,包括核大战、天体灾难和气候变化,如果人类能够离开地球到太空中寻找出路,则人类就能继续生存。
这篇报道为什么会让我激动呢?因为霍金所提出的问题,正是自己长期在研究的问题。


我,中国人,1963年9月25日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祖籍山东省平度市。
我自幼喜爱书画艺术,理想将来成为一名书画家。然而,时间会改变一切的。

Flash:中越边界战争 (2)
大战在即中美握手 邓小平访美与中越开战内幕

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他与卡特总统在阳台上向群众挥
Flash:邓小平访美:大年初一启程的破冰之旅
1979年1月29日上午10时,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南草坪举行仪式,以欢迎外国元首的礼仪欢迎邓小平副总理。在简短的致词中,卡特热情地借这个机会邀请中国同美国一道“共同走向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邓小平却严肃地指出我们这个世界“很不安宁”。
大战在即中美握手
2月1日,中美联合公报在华盛顿发表。公报中说,两国“重申双方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体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当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拜会美国国务卿万斯。要求对公报中的“霸权”一词作出解释,万斯的外交辞令试图使这位苏联外交官放心,美中并没有联合起来对付苏联。苏联人当然不能放心。1月27日,即邓小平访美的前一天,塔斯社报道大批的中国军队向中越边境集结。与此同时,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了《北京对河内发出战争声调》的文章,说有迹象表明,中美关系每发展一步,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局势就变得更具有危险性。在一月份中旬,国际舆论大量报道了中国军队在中越边境的集结和调动,并对此作出种种分析和猜测。
1月30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有人问:由于柬埔寨得到北京支持的政府被推翻以后,共产党邻国紧张局势,中国是否可能进攻越南?邓小平答:“我们不能允许越南到处捣乱,为了世界和平稳定,为了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可能不得不做我们所不愿意做的事情。”
1月30日上午,在同卡特的第三次会谈结束后,邓小平说:“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一边,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奴役,为了国际和平和稳定的长远利益,我们将坚决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
几天之后到东京,邓小平对田中说:“对侵略者不惩罚,就有发生连锁反应的危险。”“正在考虑,为了惩罚,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邓小平说:“有必要对越南加以制裁。”日本外务省人士对此十分吃惊,说这是在外交上极少使用的激烈的措词。有记者问到越南侵略柬埔寨,邓小平说:“越南同苏联签订的条约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越南对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入侵,并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对付这样的人,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其他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
2月12日,越南《人民军队报》的社论说:“企图给我们教训的人,应该吸取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教训。”每一方都在各自的轨道上按惯性甚至加速度运行着。
突如其来的二月十七日
众说纷纭中,《马来亚通报》以《中国会惩罚越南吗?》为社论标题,写道:“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前日完成美国日本之行返回北京后,中越边境局势显得更加紧张,双方剑拔弩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自越南驱逐华侨,侵占柬埔寨,并在边境与中国军民经常发生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后,中国显然不能不有所行动了。”这篇社论甚至精确地展望:“邓小平所说的惩罚、教训,就像当年中国攻打印度一样,是有限度的打了就撤退而不侵占领土的。这种闪电似的一战,既可大快各国人心,也可压一压越南这个东方小霸的气焰。”
对越南来说,至关紧要的是判明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的日期。越南情报机构密切注视自1978年第四季度集结到北部正面中国云南广西的解放军精锐之师,认定这支数量大约为二十个师的力量,已具有随时给予一重击的能力。
中国军队将于1979年元旦进攻,越南北部边防的一线部队接到这样的战争警报。阵地、哨所、公安屯、屯兵洞枕戈待旦。不料这是一场虚惊。接着又警告:1月5日,又是一夜徒劳的严阵以待。接着是1月15日,越军逢五就草木皆兵。然而,越军并没有因此放松戒备,而他们日甚一日地构筑防御工事。
从动向上分析,进入1月中旬,邓小平在公开场合绝少露面,为此越军无比紧张地盯着即将来临的春节。不仅因为春节对两国惯常生活的分量,更在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作用。
1月28日,旧历春节,越军的警报又一次落空。战争爆发日,在帷幕揭开之前,对全世界都是个谜。据一直在追踪中越边境军事形势的美国政府人士说,看来,中国已具有发动军事进攻的现实可能性。他说,中国是否开始大规模进攻,主要看今后一周的动向而定。美国政府判断,集结的中国军队大约在10日前做好战斗部署。中国军队将选择两条路径进攻:1、从友谊关到越南同登这条路;2、在此西北约一百公里,与越南高平连接的公路。
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文,已经无保留地宣布了中国的最后抉择。而同日我外交部照会越南驻华大使馆,最强烈地抗议越侵犯中国领土,制造新的流血事件。2月17日,新华社奉中国政府之命发布声明,谴责越南当局不断侵犯中国领土,宣布中国边防部队被迫奋起还击。
联合国大楼,纽约。2月17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破例于中午赶回联合国总部。下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陈楚分别约见瓦尔德海姆和安理会本月主席阿卜杜拉·比沙拉,面交新华社奉中国政府之命发布的声明。
越南吃了亏就大喊大叫
越南驻联合国代表何文楼紧急约见瓦尔德海姆时,新华社的声明电文还在翻译中。下午5时45分,越南驻联合国代表何文楼提交了越外长阮维桢致瓦尔德海姆的信件。信称:“秘书长先生,我荣幸地向您通告:1979年2月17日,好几个中国步兵师、坦克师、炮兵师,在空军的掩护下,对越中边境整个全线发起了大举进攻。他们已占领了一些越南边界哨所和许多村庄,这些村庄在高平省的长定、禄平、河广县、黄连山省的孟姜、巴沙县,莱州省的风士县,以及广宁省的平辽县。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军队袭击了老街省府,并占领了东登和孟姜这两个人口聚集的城市。”其后是例行的对中国谴责和要求秘书长如何如何。
世界上战乱频繁,处理这类事件,瓦尔德海姆深谙程序,但像越南这样两面出击,得了便宜卖乖,吃了亏就大喊大叫的架式,着实让秘书长先生伤脑筋。
战争开始的第一天,全世界都在谈论这件事,惟独越南人民还被蒙在鼓里。人民不知道他们的政府同许多国家的关系搞得多么糟,尤其把同中国的关系搞得多么不可收拾。消息暂时被封锁,军队指挥系统掌握不到前线情况,电台电话里许多部队联系不上。报告说中国动用了空军,假军情一直捅到联合国。当局既要搞清战况,又要考虑如何向人民交代。把责任推给中国方面并不难,就是大国欺负小国,关键是如何把这个逻辑同越南打柬埔寨再协调起来,并进而让人民相信在世界上的孤立是光荣的。直到深夜11时多,广播电台才匆忙播发首次报道,虽然绝大多数越南公民是在第二天早上看《人民报》知道的,但当局总算在第一天最后几分钟公布了战争消息。
1979年2月17日,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和往常一样:放学回家,写完作业,吃过晚饭,我就坐在收音机旁,聚精会神地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战况新闻〉。
有一天,我的脑海里突然产生了一种想法:“如果世界统一成为一个国家,没有边境划分之争,那人类不就没有战争了嘛!”不久,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邻居阿姨。她听了之后,笑着对我说:“世界统一?这是不可能的!你想,世界这么大,各国之间的语言文化不同、历史发展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生活习俗不同……现在,我和你叔叔的思想就不能统一,何况世界统一呢?”我听了这番话后,觉得她说的也很有道理。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但“统一世界”的想法在我脑海里还是挥之不去。我查阅了大量的国际战争书籍和相关资料。逐渐的,它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更广泛而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和军事等诸多领域里。通过不断地学习和研究,让我更加开阔了视野和丰富了头脑。与此同时,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提出:“欧洲除了在经济上统一发展,还应在政治上步调一致。”同年,《参考消息》刊登了一篇文章,一位叫威廉的外国预言家写到: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联合国将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具有实权组织的“世界政府”。通过这一切,可以说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冷战时期。世界已分裂为两个敌对的政治和军事上的阵营,一边是以苏联为首代表社会主义阵营的华约组织,另一边是以美国为首代表资本主义的北约组织,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面临着两种不同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选择。在这种大国际环境下,周围的人都很难理解我的这种想法。老师说我是空想家,同学们说我是幻想家。 我的父亲对我说:“邓小平有千军万马,里根身为一国总统,他们都没有提出统一世界,你一介草民,提出这样问题,真是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现在,就连中国都没有统一,何谈世界统一?有本事你先将中国统一了再说。”我知道父亲对我说的是气话,他怕我继续这样下去会影响自己的学习。
我的母亲更是爱子心切,整天心神惶惶,不可终日,总说自己是把脑袋别在裤带上过日子。有一天,她终于带我到医院的精神科去检查,看看我是否精神不正常,但医生和我对话之后,说我很正常。
怎么办?周围的人都对我的想法持反对态度。难道说就这样放弃吗?我不甘心!
1979年中旬,我把自己的想法写成稿子,寄给当时自己常看的《世界知识》杂志社的李连庆社长,希望听听专家和学者们对此看法和意见。1979年底,我收到了对方的来信和退稿,信中说:“由于当前国际形势发展风云变幻莫测,所以对您所提到的问题不易发表,希望您继续努力学习,做到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并在今后能不断提高自己”。这期间,因为我常听美国之音和日本NHK的广播节目,所以也把这一想法写信给日本NHK广播节目专栏《春夏秋冬》,主持人依腾美江子女士回信,但信中并未所提问给予回答,只是感谢我这位听众对她所主持的节目支持。我认识到:对于我的这种想法,做为个人谁都不能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
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自1980年初开始,我在退稿的基础上,全面、系统、深入地进行研究整理写成告报,在同年题为《上邓小平书》于10月10日寄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志。
一个人用短暂的人生研究地球和人类的命运,
他必定是个理想主义者,而且不会屈服于世俗的冷漠!
《上邓小平书》的命名,是源于孙中山先生《上李鸿章书》而得。在当时,我看过很多中外历史名人传记,其中就有《孙中山大传》。自己特别欣赏就是中山先生的遗墨:“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和“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因为这些字迹都和我的想法一致。虽然当时是资产阶级革命,推反封建社会进步革命的世界大潮,但今天也是一种新的国际社会发展的潮流。报告完成之后,在最后的签名上,让我举笔不定,因为当时中央军委也有一位杨勇将军,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的鼎盛时期——唐太宗李世民,我希望“世界和平”所以就签名李世平。
我记的很清楚,信是在1980年10月10日寄出。我怀着一颗激动的心情,但又忐忑不安的等待着。一个星期、半个月、一个月……让我失望的是,信如石沉大海,毫无音信。这个时候,班里老师找我谈话,教委的领导也多次找过我。1981年3月,大连市教育局局长冷冉老先生就此事在《关于中小学教育座谈会上的总结报告》内刊上发表文章,评论说:“某校学生,笔名李世平给我们敬爱的邓副总理写信,他说‘只有统一世界,取消国家划分,才能消灭战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实现人类永久和平’。统一的方法,不是像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以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形式,而是联合支持世界统一的国家,以经济统一发展为先,后政治渐进统一,最终实现全球统一。他还说,世界统一后,人类社会只有一种制度存在,不是走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是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从这一点来看,他连基本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不懂。此生现在读初高,论学历不高,但本人所研究的内容与科目已经达到本科水平。象这样的学生,如果教师在教学工作中能及时发现并给予正确引导,相信他将来还是大有作为。”
终于让父亲失望,没有去考大学。1981年10月12日,我自愿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81248部队。在部队里,我还是没有能忘记自己的想法经常和班里的战友进行探讨。时间长了,班长、排长和连长也成了我的宣传对象。有一天,我在整理内务,通过窗户,老远就看到连长领着我们的营长及干事向班里走来。
“谁叫杨勇?!”
“报告营长,我!”
“啊,整天胡说八道,什么统一世界,难道你比毛主席还伟大?”
我看了营长一眼,低下头不敢再正视他严肃的面孔。
我心里想:“本来一代就胜过一代!”
“一个不想当元帅的兵,不是一个好士兵。现在,首先要当一个好兵,今后你要注意自己的言行,知道吗?!”
“是,营长!”
他们仨个走了,我的手心里捏了一把汗。
1986年春节前后,我人生当中首次踏入社会来到深圳。
1999年返回家乡大连。
2002年10月走出国门,前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
2004年2月经香港返回国内——深圳。
2005年提出《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祖国统一大业》的撰文。
2006年改题目为《世界的未来与中国之路》。
2007年4月于深圳修改定稿。
今天,2008年11月11日,我将自己近30年的研究理论上网发表,其观念不代表组织意识和国家意识。目的在于网民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