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政党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的一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著作。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原题：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hums und des Staats: im Anschlub an Lewis H. Morgan's Forschungen）一书为恩格斯所著。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整理马克思的手稿时，发现马克思对摩尔根的著作《古代社会》所做的摘要和批语，恩格斯研究后认为有必要进行补充来写一部专门的著作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此书于1884年用德文写成，同年10月在瑞士苏黎世出版，其后被翻译成法、俄、英、日、中等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内容

原书的副标题就是“就路易·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是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提出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私有财产，因此形成了阶级和阶级对立。由于各阶级的冲突导致以血亲家族为基础的旧社会被“炸毁”，被组成国家的新社会所取代，家庭制度受所有制支配。

恩格斯根据摩尔根对美洲印第安人社会的研究，补充他本人对古代罗马、希腊和日耳曼人社会的研究材料，论述了人类早期原始社会阶段和奴隶社会早期国家形成的历史，后来科学考古的发现也证明了恩格斯的基本论点是正确的。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科学地分析了人类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揭示了原始公社制度解体和以私有制度为基础的阶段社会形成的过程，阐明了阶级社会的一般特征，弄清了各个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中家庭关系发展的特点，剖析了国家的起源和实质，证明了国家随着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彻底胜利而消亡的历史必然性^[1]。

争议

但是对恩格斯的有些论点也有争议，恩格斯描述了人类社会由“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波伏娃认为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什么“母权制”，女人在人类历史上从来也没有过权力。母系氏族社会时还不存在私有财产，女人对男人没有权力，当时男人是非常自由的，只是不承担抚养子女的义务，所以才形成了母系氏族社会。

從抽象的角度，國家是一定範圍內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體形式。國家政權是國家的具體化身，也是通常意義上對國家的理解。它是一種擁有治理一個社會的權力的機構，在一定的領土內擁有外部和內部的主權。依據馬克斯·韋伯的定義，國家擁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權^[1]。因此國家包括了一些機構如武裝部隊、公務人員或是國家官僚、法院、和警察等政府機構。在國際關係的理論上，只要一個國家的獨立地位被其他國家所承認，這個國家便能踏入國際的領域，而這也是證明其自身主權的重要關鍵。

雖然國家一詞通常廣泛用以稱呼所有政府機構或統治行為—古代或現代皆然，但現代國家制度的許多特色要直到15世紀的西歐才開始出現。

在20世紀後期，世界經濟的全球化—人民和資本的流動性、以及許多國際機構的崛起使得國家的行動能力受到一定限制，不過，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依然擁有着基礎的政治層次。也因此，國家是政治學研究裡最主要的領域，而對於國家的定義也經常是學者們爭論的焦點。

在政治社會學裡，卡爾·馬克思和馬克斯·韋伯的理論通常傾向於放寬國家的定義，以增加對於擁有強迫力量的機構的重視。

自從19世紀後期以後，全世界所有可居住的土地都已經被各國劃分了；但在這之前，大量面積的土地要不是無人居住，便是尚未有國家宣稱其主權，又或者只有遊牧民族居住。到了現在，全世界已經有超過200個國家存在，其中絕大多數國家都是聯合國的成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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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的二百多个国家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除了梵蒂冈等约二十个国家没有政党之外，都有政党的组织存在。有的一个国家只存在一个政党，一般的是一个国家有几个或十几个政党，最多的一个国家有三百多个政党同时存在。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一千多个政党。其中，有的政党已存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大多数则是新近组建的，也有的是有原来的党派经过分化组合演变而来的。

综览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政党不仅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政治组织，而且这种组织的建立最正规、纲领最明确、活动最有序，因而其作用也就表现得最直接、最突出、最明显。举凡政府的组成与更迭、权力的分配与行使、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几乎都离不开政党的介入和参与。可以说，政党在不同范围的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以不同的方式和在不容程度上参与国家或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特别是围绕国家政权这个中心展开的政治活动，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最活跃、最有影响的政治行为主体，构成了近现代政治史上一道纷繁变幻的政治景观。

（一）政党的起源与发展

政党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到近现代的历史产物。人类历史上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它的产生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资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能够最早产生，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发展具备了其产生所必须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条件。(中国自由民主党就是具备了这种条件而产生)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既不存在真正现代意义上政党，也不具备政党产生的历史条件。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发展低下，没有剩余产品，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自然也就没有政党。到了奴隶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剩余产品，也产生了阶级和国家。但是，由于奴隶主完全占有包括奴隶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并完全占有包括奴隶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并完全据有对奴隶的生杀大权，因此没有必要建立政党。一无所有的奴隶虽然经常为反抗奴隶主的剥削和压迫而举行起义，但由于受到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们在斗争红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统一的政治目标，因此也不可能组织政党。进入封建社会，君主权力至高无上，一切军国大事皆由君主独断。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人民没有参政的权利，没有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加之农民和小生产者比较散漫，缺乏必要政治互求和联系，因而不具备形成政党的主客观条件。在封建官僚中，虽然有些人时常为个人进退而党同伐异，结成各种“朋党”，但由于其动机和目的纯为个人或局部利益着想，并且没有公开的具体组织形式，因此所谓“朋党”实为封建官僚帮派的私下勾结，并非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政党。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决定了政党产生的历史条件，阶级斗争的实际状况力量对比则是政党产生的直接因素。所以，人类历史发展到封建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日趋没落，与此同时，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在封建母体中不断孕育、成长、壮大。随着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也得以产生和壮大。当二者相辅相成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终于冲破了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在政治上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最早在17世纪中叶由英国开始，迅速蔓延到美国、法国等欧美国家，并相继取得胜利，在政治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由此得以正式确立，从而扫除了生产力发展途中的障碍。

（二）政党的含义

“政党”一词来自日语，日语又译自英语，而英语所依据的是拉丁文。除英文Party之外，法文Parti，德文Parei，西班牙文Paitido等等，全都来自拉丁文的Pars,原意是指社会的一部分，后引申一种社会政治组织。这虽与当时古罗马所产生和存在的贵族派、平民党等社会政治组织是相吻合的，但同样不具备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的含义。

什么是政党？近代以来，人们的探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关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政党含义的各种理解和阐述，台湾的程全生教授在其《政党与政党与政治》一书中，对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给予了列举。

英国政治家伯克（E.Burke)认为：“政党乃基于大家所一致同意的某些特定主义，以共同奋斗来促进国家利益而结合的人们的团体”。

美国政治学教授赫其南（D.G.Hitchner）与哈波德（W.H.Harbold）则对政党下了这样的定义：“政党是一种自愿之结社，经常关心政府之职权与公共之政策，并为自由政府提供如何组成其所需要多数之方法。因为政党仅代表一部分——政党之存在”。

美国政治学教授麦庆恩（D.D.Mckean）说：“一个政党可以视为选民的一种有组织之团体，其作用是指导政府政策，并提供应政府人员”。

台湾学者江炳伦认为：严格地说，真正的政党应具备下列四个条件：

①组织在时间上有其连续性，不会因领导人的逝世而鸟散崩析。

②有明显且长久性的地方组织；在中央与地方机构之间，有固定的沟通频道和关系存在。

③组织的目的，不仅是为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而已，如利益集团然，而且要为取得政权或维设既得的政权而努力。

④企图使更多的人信服和跟从党所提出的政纲，俾在选举时能获得普遍的支持。

程全生本人则认为：“是以充分显示政治功能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党，至少应具备抽象与具体两方面的要求：（一）抽象方面——理想（奋斗的至高目标及其可行的途径）、抱负（促进国家利益及国民公益的决心）、动力（成员意志的总汇合）；（二）具体方面——党人（领袖、干部、党员及其结构）、职权（依法——或多数人民意愿——控制政府实现政治理想）”。因此，“政党者，实乃部分政治主张相同的人所结合的；要以多取民众或控制政府的活动与手段，一谋促进国家利益实现共同理想的有目标有纪律的政治团体”。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基本上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人们比较倾向于现实的政党观点，其中，选举在政党观念中的地位更是尤为突出，成为了西方政党含义中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同时，也基本上表明了政党的形式必须具有主义（纲领）、组织、党员等主要条件，这是世界各国政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与资产阶级学者不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归政党含义的理解和阐述，毫不掩饰或回避政党的阶级性。认为政党起源于阶级斗争，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最终的原因就是隐藏在阶级斗争背后的经济地位的事实上的不平等。马克思曾写到：“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恶化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了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自爱斗争中，这批人逐渐因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马克思恩格选集》第一卷，第159页。以上论述清楚地表明，政治产生的基础是阶级和阶级斗争。

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的理论基础上，就政党的阶级本质进一步提出：“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由有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列宁全集》第39卷，第21页。“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列宁选集》第10卷，第58页。

毛泽东也曾指出：“政党就是一种社会，是一种政治的社会。政治社会的第一类就是党派。党是阶级的组织。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主要是有工人和半无产阶级的贫农出身的人组成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第335页。

综上所述，无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对政党含义的理解和阐述，都应从两个阶级政党所产生的不同历史背景中来寻找原因。资产阶级政党一般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才产生的。(中国自由民主党就是在这个时期创立而诞生)。与此不同，无产阶级政党一般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尚未成功，社会主义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产生的。

应该指出，政党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政治现象，对其含义的理解和阐述，无论是偏重于其阶级本质还是偏重于其选举功能都是不够全面的，也不适应当今世界、政党发展的趋势的。

就人类社会的阶级而言论之，资产阶级认为社会不存在阶级与阶层，没有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无产阶级认为社会存在阶级和阶层，由于利益存在压迫与被压迫。我认为：人类社会存在阶级、阶层，资本划分出阶级，职业划分出阶层，两者之间不断分化组合形成量变的过程（无产者——中产者——资产者），但本质（人性）没有变，所以这个社会不存在压迫与被压迫者，更不存在阶级斗争。否则，今天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成果，就将会被阶级斗争而毁于一旦，作为共产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就会因此而否定自己。

大家经常在讨论：今天中国的社会制度问题，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我曾经就此问题联想到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他指出：“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十亿人口大陆的社会注意制度是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但是，根据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制度，就不能保持他们的繁荣和稳定，也不能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因此，我们在香港问题上，首先提出要保证其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在1997年后五十年不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0-67页。

那么，香港五十年后会不会变呢？这个问题是香港同胞共同关注的问题。

我记得邓小平讲到“不变”的问题时曾指出：“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包括我们写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还要说，五十年后更没有变的必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5页。

我们来分析他的这句“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大陆不变，还是指香港不变，当然也许是双重意思。在我想是大陆变了，所以香港50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中国的社会发展不可能永远保持“一国两制”方针不变，最终还是要“一国一制”。

今天，让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政党从离心到共识的发展，随着全球经济和政治多元的到来，社会正走向开明、开放。政党之间离心的意识形态逐渐为“阶级合作”、“共识政治”所取代。

（三）政党的本质与作用

现在，中国的社会发展应该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初级发展阶段。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激烈竞争，促使社会阶级、阶层不断分化、组合，出现了新的政治势力与政党组织这是必然的发展结果，从而打破了原有政党和政党制度相平衡的格局。

就本质来说，作为基于并维护一定阶级、阶层政治利益的需要而建立的政党，是人们实现政治参与的一种政治组织形式。因此，政党的基本功能就是实现本阶级、阶层的人们利益的表达和综合，选择政治领袖，进行决策等等，而政党发挥这些功能总是要通过一定的政党制度来实现的。这个表达和综合人们利益的功能的发挥和实现过程就是一种民主的过程。如果政党和政党制度不能很好地发挥这些功能，推进社会政治民主化，那它的存在与发展必然发生危机。（中国自由民主党的成立和创建就是为了要推进中国社会民主化的一种新的政治势力与政党组织）

政党体制的竞争性是资本主义政治体制运行的重要标志。国家不论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也不论实行议会制或总统制，争取选民的支持是政党竞选获胜的关键环节。

及于中国政治的统一问题和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变化，未来政党制度一定是多党竞争与合作制（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中国民进党及其他政党）、议会制和总统制。

在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下，政党体制的竞争性是资本主义政治体制运行的重要标志。但是，在两党制或多党制已经形成了某些稳定的格局中，有些新政党不仅能站住脚跟，而且打破了原有政党体制的平衡格局，必然要给原有政党体制带来不小的震荡性。在英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从工党中分裂出来的社会民主党于80年代末同自由党合并为社会自由民主党，在大选中就获得了相当选民的支持，使长期轮流执政的保守党同工党的两党制格局受到了新的挑战，即使在2001年英国新世纪的首次大选中，社会自由民主党仍获得了议会下院的52个议席，位列工党、保守党之后的第三大党。在德国，新组建的绿党在以环境保护主义为核心的新意识形态的作用下，获得相当一部分选民的支持，成为1983年联邦德国会议大选中的“黑马”，获得了27个议席，挤进了议会和政府，在德国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990年12月，德国举行了统一后的首次全德大选，结果由原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演变而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党获得10%选票，在新德国联邦议会中占17个议席，名列第四大党，排在绿党之后。尽管此次全德大选不过是“范围扩大了的西德大选”，但是“二元体制、三角均势”的“准两党制”——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的架构再次遇到了新的震撼。

（四）政党与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社会都是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三大结构在经济发展必然性基础上互动的整体。政党的出现和存在一方面是适应因经济发展而不断分化的利益群体转化为政治力量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适应仍存续着的民族国家和公民角色的历史运动而要求社会整合和提供政治合法性的需要。

就意识形态从哲学的视角审视，它是指一定社会群体所信奉的价值体系，一方面解释了人类自身及其所面对的世界，另一方面又为人类的行为定向（指示行动目标和确定行为规范），更是影响世界历史发展、确定现代社会形象的强有力的因素之一。

意识形态的引导功能，首先表现在它总是勾画了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新的意识形态的价值目标必然体现为一套新的社会制度的规划，它要为人们展示一个比现存制度更为合理、更为美好的理想社会的前景，并把实现这样的理想社会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以此来取得人们的拥护和支持。

从逻辑上说，先有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认同才可能有政党，政党的产生和存在与严格的意识形态前提密切相关。

中国自由民主党的产生和存在就是因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而不断分化瓦解的利益群体转化为政治力量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适应仍存续着的民族国家和公民角色的历史运动而要求社会整合和提供政治合法性的需要。随着社会结构的日益复杂化，政党围绕着夺取和巩固政权、影响政府的政治目标而实施的手段也日益多样化，其中影响政党发挥有主要功能的根本方式就是寻求意识形态的认同，这使得“意识形态”成为当代国际政治或国内政治生活中一个内涵丰富且争议颇多的政治概念。

谈到国际意识形态，很多人把20世纪定义为“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斗争”的世纪。20世纪初“十月革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开启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形成西方内部的意识形态间的大火并。到了20世纪最后十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后，西方认为一个世纪的意识形态之争的“历史终结”了，资本主义胜利，社会主义失败了。意识形态之争是否已经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终结？如果按照西方的逻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的“历史终结”后，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关系、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就应消失或大为减弱了，因为既然它“终结”了，就不应再是主要的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就是国家意识形态之争。其实，这是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国家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中国人更多从政治上层建筑理解，涉及到东西方政治观的根本不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意识形态认为，差别是假象，统一才是本质。而其他国家认为，意识形态是西方文化的概念，社会、历史、文化差异是难以通过意识形态整合的。（所以，我认为，只有在建立新的国际环境秩序下，随着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不断融合和利益之间相互并存，只有在这种发展的情况下才能逐渐达到国际意识形态的统一。）

就像世界上60多亿人口中没有任何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那样，世界各种文化、文明、宗教、国家等也不可能完全一样，差别是正常的、自然的。差别并不必然等于善恶不分，不等于优劣之别。不同文化、文明、宗教、民族、国家之间应相互和平共处，相互学习和借鉴，共同进步，人类千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现今世界，全球化总体以上西方化方式演绎，意识形态的西方范式成为主导范式，但意识形态本无所谓高低、先进与落后之分。2006年9月美国推出了“普林斯顿计划”。该报告花费了三年时间，共400多人参与，其中不乏美国的诸多前政要、知名学者等。该报告提出一个名为“民主同盟”的概念，要求将全球的“民主国家”联合起来，组成这样一个大的联盟。此前，美国还出现一种“全球战略”论。这种观点认为，美国应与英国、印度和日本组成“四大联盟”，由此奠定美国的“离岸制衡”者作用。这一新联盟被称为“4+4”，既美、英、印、日4大国家，加上4个巩固战略原则：激进主义的危险、失败的专制政府和大中东地区的核扩散问题；北京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和政治野心”；普及代议制政府模式将增加持久和平的可能性；动用军队仍是有效合法的治国手段。从这些动向不难看出，意识形态因素仍是一些国家结盟的必不少的驱动力，包括“民主、自由、人权”在内的观念已经成为西方的外交工具。但是，意识形态也具有反作用。比如，“民主同盟”的目的就在于塑造“民主”统一战线，对抗“非民主”国家的挑战。

我认为，这是人为在制造分裂，是以18世纪的思想试图解决21世纪的问题。西方忽视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强行推广其意识形态，造成对西方的反对和反全球化运动，也就造成了世界的分裂。输出意识形态造成的动荡和灾难并不鲜见。伊拉克战争几是美国以武力输出民主的最新实践。所以，在一个全世界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一个有3亿人口，军费一年花5千亿美国的国度，在一场对伊拉克的大规模战争行动中，真正了解那个国家语言和文化的美国寥寥无几，害得美国总统跑到国务院宣布“国家安全战略语言”计划。

意识形态对立的表现各种各样，有的是国内意识形态外溢效应造成的，比如东亚民族主义高涨导致中日韩三角关系一度跌入低谷；有的是把国内标准国际化导致的，比如“邪恶轴心”论导致美国与一些国家的对抗，并集中表现为现代性与本土化、全球化与地区化的冲突之中。“分裂的世界”或“世界的分裂”，这种提法本身就表明世界原本是一体的，或应该是一体的。从本质上说，当今世界的分裂并非由意识形态而起，而是由于不同国家参与全球化程度不同及处于全球化不同阶段的结果，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处于国际分工的不同地位、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导致。正如社会分工不同的地位，各阶级、阶层、集团之间的矛盾是发展的不同阶段导致是同一性质。

中国自由民主党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变革国际环境中而产生，其主要作用在于推动中国政治体制的民主宪政改革，使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从政治上层建筑的理解过渡到社会制度认同。从而，促使中国在全球化的发展中，不但要在经济上同国际接轨，同时在制度上也是如此。相信，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非民主政治舆论不攻自破。

（五）政党与政党制度

今年2007两会的召开，受到了世界和全国人民的高度民主关注。为期12天的大会于3月15日胜利闭幕。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16日上午11时在人民大会堂三楼中央大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大会新闻发言人姜恩柱的邀请同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

在回答记者有关问题中，除谈股市、谈民生、谈香港、谈台湾、谈反腐、谈民主，我最关注的是后两个问题。

温家宝总理记者招待会实况（2007年3月16日上午11时）

温家宝总理记者招待会（下）——2007年3月16日上午11时

谈反腐问题时，温家宝说：“应该承认，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腐败现象接连不断地发生，而且越来越严重，甚至涉及到许多高级的领导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还得从制度上入手。因为造成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我认为，中国自由民主党的创立，就是对这方面问题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权力的分散作用。

当然，在目前作为执政党来说，有效的解决办法只能依靠自身建设。正如他所指出的：

“第一，这就需要首先改革我们的制度，比如，要贯彻我们已经制定的行政许可法，减少审批事项。政府部门掌握了大量的行政资源和审批权力，容易滋生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管商勾结的腐败现象。”

“第二，就是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减少权利过分集中的现象，加强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对于这一点，我认为中央还没有一个实际可行的办法，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只是一个希望，但没有实际性的操作规范。）今后凡属审批事项，特别是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都要实行公开、公正和透明。”

“第三，要实行教育和惩治并举的方针，让每个干部和领导懂得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对于那些贪污腐败分子，不管发生在哪个领域，涉及到什么人，不管他职务多高，都要依法严肃惩处。”

在谈到民主问题时，温家宝说：“我最近的这篇文章讲述了一个道理，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是悖离的。我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持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至于社会主义民主是什么？我可以明确地说，社会主义民主归根结底是让人民当家作主，（其实，这句话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就已经说过千遍万遍，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目标，但如何才能真正当家作主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这就需要得让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但又如何去实施这些举措呢？）就是要创造一中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不可能人人都去监督和批评——这就需要民意代表——中国自由民主党）就是要在平等、公证和自由的环境下，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和独立思维的能力。”

“我们愿意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走中国民主道路。”（中国在选举问题上，应制定选举法，党内选举与全民选举。）

谈到民主监督问题，正如我上面所说，如果去监督？就此问题我看到《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出版社的第2340期2007年3月7日星期三（代号：3-15）——《报刊文摘》转载《半月谈内部版》第3期刊登记者专稿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维权者希望借助两会“通道”实现自己的权益。……对此，西南政法大学行政学教授王学辉认为人大代表的时间有限，精力有限，即使几百名人大代表各自认领一件老百姓的案件来监督，这种监督的范围也很有限。他强调说：“人大代表更应该对权力运行机制、司法运行机制和国计民生进行监督和规范，着力于制度建设，这样才与他们本身的权力和身份相符合。”

有关专家认为，如果对个案监督不进行规范约束的话，难以从根本上保证所有的人大代表都能合理行使权力。事实上，在一些地方人大收到的议案或建议案中，已经出现了极少数人大代表介入个别案件，为某些利益集团代言的情况。

今年1月1日施行的监督法，已经比较详细地规定了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内容，但没有将个案监督作为一种法定监督形式。

专家建议，纳入个案监督的案件，必须以“穷尽司法救济”为前提；同时，必须有一定数额的人大代表联名进行，以保证监督权不被少数人滥用。（所以，我认为最终的制度建立还是在于“代议制”，“多党竞争制度”，“民意代表”，从而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执政党与在野党的相互监督作用。）在此，我又不能不再谈谈中国的《选举法》的问题。中国目前是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民主集中制制度，尚不存在多党竞争的政党制度，所以也就不存在这项法律。所谓民主选举，只是党内的民主选举，也就是说共产党的内部选举。事例之一：同样，这份报刊的第2332期2007年2月9日星期五转载《瞭望东方周刊》第五期报道，题为《中央查处李堂堂违纪事件——为进省委常委指使他人拉选票》。

陕西省副省长李堂堂违反换届纪律，指使、纵容他人为自己进省委常委班子拉推选票，近日被中共中央纪委、组织部通报。

李堂堂违反换届工作纪律的主要事实是，在2006年11月，中央考察组在陕西进行省委换届考察期间，为了使自己能够进省委常委，通过打电话、发短信方式指使、纵容8人为其拉选票，并通过这8人向50多人做工作。

另据《21世纪经济报道》2月7日报道，有专家评论指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各省、市、县、乡四级党委、人大、政府和市、县政协便逐步开始换届，通报李堂堂违纪一事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教育深刻。此外，在全国“两会”和“十七大”即将召开的背景下，此事更见中央严肃党纪的决心。

通过这篇报道，我个人的看法是，决心是好的，严惩也是对的。问题是，正如中国的腐败问题，解决一个，又出来一个，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有了法，我们就能依法办事，但监督这一块又是非常重要，单靠共产党自己监督自己可能难度万分，那是要靠人的自觉性——觉悟。我认为：由于人无完人，所以党无完党。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因此，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问题还需要在坚持以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巩固经济基础发展、稳定社会秩序、渐进实施有效的政治体制改革。

（六）政党与国家权力

政党从其产生之日始，就与国家权力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政党的终极目标就是获得国家权力与运用国家权力。自近代以来，政党就是在国会内权力斗争中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的，政党围绕国家权力的斗争也未曾止息过。而且政党就是与权力的流变过程相应地变化、进而发展成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党史几乎就是政党与国家权力共存共生的演变史。由于各个政党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具体任务以及本身力量的不同，在角逐国家权力的过程中又表现出不同的活动方式、斗争途径和运权方式；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权力对于任何一个民族主权国家来说又具有一定的共性，因而各国政党在与国家权力的互动过程又表现出某些共性。

在一般意义上，政党被视为社会（政治）冲突的力量，同时又是整合冲突的工具。从语源学上来说，政党意为“部分”，因此政党被视为社会中的一部分因素，它们在某些联合统一体中与另一部分人相互对立、各不相让。这个意义上，“政党”指在一个政治实体中的分裂、冲突和对立。（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一致冲突》，张华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36页）政党的自身属性决定了它必然代表并为实现某些特定社会成员、群体利益而存在和发展，因此，通过获得权力、运用权力而实现和保障特定利益是其根本任务和基本出发点，也是社会最大、至高无上的总权力，因此，取得权力必须来自于对国家权力的分割或者独享。换句话说，国家权力是一切政党进行活动的基本指向，是政党权力总资源。任何政党如果离开国家权力而活动，是难以凝聚自身成员，从而也难以久存的。

中国自由民主党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就是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的今天，——资本主义社会初级发展阶段下而诞生。其具体任务就是要推动中国大陆内的政治体制上端改革——与经济基础的改变而同步发展建立起相适应的社会制度，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长期以来，人们一提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就害怕，怕什么呢？怕无产阶级专政？！其实，近30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在今天的信息时代的条件下，人们已从中在思想意识上开明很多，这也包括共产党人，虽然在新闻自由上有所限制，但在言论自由上已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什么是资本主义？我的认识——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以资本建设发展为中心的社会。什么是社会主义？同样，就是以社会建设发展为中心。所不同的，社会主义的提出更加全面性，内容更丰富，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现在国际上将精神文明称为“软实力”。我确信，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也好，还是社会主义也好，自人类文明（文字）社会以来，始终都应以“改善生存环境、丰富生活内容、提高人生价值、创建文明社会”为基本准则。

（七）政党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20世纪人类政治领域中最时髦的词汇之一，成为当代社会各类文献中的高频词。应该说：“意识形态”不仅是区分世界不同政治版图的标签，更是影响世界历史发展、确定现代社会形象的强有力的因素之一。从哲学的视角审视“意识形态”，它是指一定社会群体所信奉的价值体系，一方面解释了人类自身及其所面对的世界，另一方面又为人类的行为定向（指示行动目标和确定行为规范）。

“意识形态是英文ideology或德文ideologie的汉译，同时又是法文ideologie的变形，是由18世纪法国“观念学家”德斯图•德•特拉西（Desttut de Tracy，1754—1836）发明的。然而，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承袭了自由民主的启蒙传统，反对封建神学和传统的形而上学，只具有哲学特别是认识论上的意义，根本没有现代所理解的那种政治含义和社会含义，但是它的具体应用能够影响当时法国政治理论乃至政治实践（如1795年，法国国民大会通过法律成立的国家研究院，许多观念学家成为研究院的成员，由此他们的思想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并造成重大的影响）。直到1846年，马克思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后，把法国观念学家们对观念的认识分析改造为社会学分析和政治学分析，赋予了意识形态以全新的含义，而且建立了意识形态理论。因此，马克思是现代意识形态概念的创立者。

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是指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31页。），他一般称为“意识心态的形式”；有时也指特殊的观念、思想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3、30页。），他一般称为“社会意识”。关于意识形态的性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如果在全部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的倒着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这表明，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颠倒的”意识，它产生于一个颠倒的世界。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往往不是正确的，意识形态正是表现了这种历史局限性。

中国自由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就是国家自由、政治民主。关于意识形态问题，我认为在当今人类世界社会发展史上应分为：国际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政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是国际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政党意识形态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所以，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其具体是个人意识形态的表现，因此，政党意识形态不能也不应该强加于社会意识形态。目前，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具体表现为：政党意识形态。

（八）政党的内部运作

政党作用的发挥除了受到特定的社会规范和政治制度的约束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还在于自身的组织状况和行动能力。因此，作为一个政治利益团体，它在活动的同时必须追求高效的内部协调和外部沟通。

政党的内部运作具体来说有如下基本特征：第一，历史性。政党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是特定政治制度下的政治主体，它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它随着人类社会利益的分裂、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孕育而产生，并随着其消亡而消亡。这一特点使得政党的内部运作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烙印和特定的政治内容。第二，具体性。政党内部运作的历史性决定了它是存在于特定社会背景之下的具体政党内部的互相关系，它不是抽象存在，而是与一定的经济关系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政党的内部运作不能脱离开具体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与此相适应的政党内部运作往往可以取得相当的成功，反之，则往往难以达到目的。第三，客观性。社会对政党的看法，在以往只注意看到它的外部影响和特征，而忽视其内部的特殊运作内容和运作模式。事实上，政党作为一种政治客观存在，其作为一个自组织，决定了内部必然的权力、人事、信息和物质等的运行，这些政党内部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关系是客观存在的，政党内部各要素之间是不可能彼此孤立互不来往的，因此，政党内部运作不是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客观的政党的性质、成员的利益要求等等决定的。第四，复杂性。一方面，由于政党存在于复杂多变的社会和政治大环境中，政党要生存发展必须适时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对自身做出调整，要求政党适时地频繁地做出决策以求目标体系的完整与统一，所以，外在的复杂多变的压力使政党的内部运作同样具有复杂性。另一方面，政党自身结构具有复杂性，不仅要求政党总体的构成极为复杂、动机和利益的追求也是多元多变的，而政党内部事务也同样复杂多变。以上所有这些都使政党内部运作显得非常复杂。第五，动态性。由政党内部运作的历史性、具体性、客观性和复杂性所决定，政党内部的关系必然处于变动不居之中。社会历史发展水平的变化，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社会发展任务和国家政策的制定，小到政党内部领袖人物的更替，政党成员之间（派别之间）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政党成员的社会成分的变化等等，都会使政党从性质到内部关系的格局发生变化。

（九）政党内部运作的主要内容

①制定党的政治纲领

恩格斯在《美国工人运动》中写道：“新的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积极的纲领，这个纲领在细节上可以因环境的改变和党本身的发展而改动，但是在每一个时期内都必须为全党所赞同。只要这种纲领还没有制定出来或是还处于萌芽状态，新的党本身也将处于萌芽状态；它可以作为地方性的存在，但还不能作为全国性的党存在；它将是一个潜在的党，而不是一个实在的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7~258页。）

目前，中国自由民主党就是处在这样一个萌芽状态之中。其政治纲领是：历史共识，团结各党，民主宪政，联邦共和，祖国统一，民族崛起。这也是本党的最高政治纲领。

②规划组织结构与发展

政党组织是由社会生活的秩序与稳定要求决定的，因为任何一个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主体，都必须有组织地进入，在制度化的程序中进行。“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而也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7月，第427页。）

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央组织结构：

中国自由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自民党（简称）——中央和地方政治权力结构暂无计划。

对中国而言，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实施了一系列的积极政策和战略部署，特别是由于从权力纵向分割与横向配置上都注意到了适度与合理，使国家权力在改革开放的新环境中逐渐向新的运行模式转型。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从而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使国家综合国力上升到历史最高水平，国际地位大为提高。在这一过程中，居于中枢位置的国家权利实体——政治体制也在进行积极的大规模改革，高度富强、民主、文明是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而其中，“民主”即是国家政治权力运行的基本价值取向，现阶段的一切改革都是为着这一目标而努力。因此，可以预见，国家权力在其实际运行的路径、范围和程度上都会更加有利于对人民权力的保障和社会秩序的和谐有序与协调发展。我国的政治权力流程将在新时期更加符合现代化需要，并在民主化和法制化方向上向前发展。

与此对应，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权力的分割、组合及其具体运行方式上达成了新的共识，彼此之间也结成了新的党际关系和政党制度并逐步走向成熟。中国自由民主党作为新生的政治组织集团将是又一新的力量参与国家权力的方式和内容，从而完全彻底地推动中国政治体制与国家制度的改革。

自近代以来，世俗化大众化的政党产生以后，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政党与国家权力及其运行具有几乎天生的联系性。甚至可以认为，政党就是为国家权力而存在，国家权力所在之处就有政党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国家权力是政党生存与发展的根基。社会文明的发展使得国家权力在结构、运行和组织上越来越精巧、越来越成熟，现存政治系统中的政党及其地位和作用将会越来越突显出来。可以断定，在阶级、国家尚未消灭之前，政党还将长期延续，作用也将越来越大。正因为如此，公民参与、组建政党从而实现利益表达的参与政治的过程就将长期存在，政党对社会成员仍将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但是，由于各国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各国政党参与国家权力的方式和内容也就不尽相同，并且这种不同也就带来相应不同的社会后果。同时，也决定了政党的不同生存方式和最终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