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统一天下一家中国统一民族崛起人性共识和平共处经济共荣贸易共赢能源共需物质共享科技共研教育共制艺术共创医学共求环境共保社会共建 World in the future and road of the Chinese

改革中制度创新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11-15 00:00:21

改革中制度创新

两岸因为60余年的隔绝，形成了政治上的敌对关系及经济上的不同制度，在“对等政治实体”和“国际活动空间”，再加上台湾方面反对大陆的政治体制，反对中共的意识形态，这使得两岸敌对状态变得更加复杂。

在经济上从中国国民党退台初起，台湾即推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经过几次工业转型，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据1998年的统计，在全球比较中，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居前20名，外汇储备居世界前30名，外贸总额居世界第12位，而人均GNP居亚洲前列。作为只有3.6万平方公里的岛屿，台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此外，台湾经济已完成了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型的产业升级，建立了较为合理的经济管理体制。

相反，大陆的经济发展道路曲折。据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目前（2005年）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仍然属于经济欠发达国家，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综合经济水平相当于2002年美国的水平，进入世界前40名；然后再用50年，进入世界前10名。2002年中国综合经济现代化指数在世界108个国家中排在第69位。如果把人均GDP和经济结构的综合年代差理解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与其他国家的年代差距，那么，2002年，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相当于1858年的英国、1892年的美国、1957年的日本和1976年的韩国经济现代化水平。报告提醒人们要充分认识，中国从经济欠发达国家迈向发达国家仍任重道远。

关于中国大陆的经济现代化发展问题，我们除了以上数据的分析和对比之外，更应从根本上找原因，那就是历史发展的条件不同，特别是这么一个人口综多的大国，当然客观原因是一方面，也不否认自身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等管理上的不健全等诸多方面综合作用。

《复兴之路》

第一集：千年局变

时间跨度：1840年---1911年

　　内容概要：

　　本集以第一次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中国社会各阶层救国图强的各种探索为主要内容。

　　以林则徐、魏源等少数人睁眼看世界为起始（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试图以封建统治秩序与西方技术相结合来实现自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维新派试图以君主立宪来改革政体、变法图强从而挽救清王朝的腐朽统治（甲午战争后），这些探索都失败了，直到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领导辛亥革命摧毁封建专制制度，才为中华民族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本集把帝国主义侵略扩张和清王朝腐朽落后给中华民族带来的苦难与种种救亡图存的探索相结合，透过那一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意识的独特历史细节，描绘出一幅苦难中不屈、黑暗中寻路、危难中图强的历史画卷。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课题被历史性地提了出来。

第二集：峥嵘岁月

　　时间跨度：1912年---1949年

　　内容概要：

　　本集以辛亥革命后各种政治力量探索中国道路为线索，重点表现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发展、挫折到壮大、赢得胜利并最终建立新中国。

　　辛亥革命没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进步人士的选择。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率先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并在大革命失败后独立探索救中国的道路；日本侵华，民族大义面前，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破坏和平建国主张和政权腐败，导致了自身的失败；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赢得了民心的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全面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了自1840年以来对于中国最重要的命题：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也为第二大历史任务——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扫清了障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由此进入新纪元，走上了新的道路。

第三集：中国新生
 　
时间跨度：1949年---1976年

　　内容概要：

　　本集以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的重大成绩为核心内容，表现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国家发展道路的经验和教训。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独特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新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确立社会主义制度，通过计划经济的方式，快速向工业化迈进，并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虽然由于缺乏经验、急于求成而导致社会主义道路遭遇曲折，但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仍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为了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巨大的热情建设新中国，同时也在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中华民族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

第四集：伟大转折

时间跨度：1976年---1992年

内容概要：

　　本集以思想解放为起点，重点展现了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程。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的前夜。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掀起了全社会的思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上来的战略决策。

　　农村改革的进行和经济特区的设立，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撕开了高度计划经济的僵化体制，迈出了走向市场的重要一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同时被提上日程；在经历了转轨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和苏东剧变国际大气候的多重考验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再次为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考指明了方向。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五集：世纪跨越

时间跨度：1989年---2002年

　　内容概要：

　　本集以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综合国力全面提升，中国经济发展逐步融入世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为主要内容。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沉着、负责地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取得抗洪胜利，使中国赢得世界赞许的目光；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世界显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国有企业改制取得突破，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经过15年的努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和世界在相互了解中一步步走近。

　　在社会实践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新时期中国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导。2002年，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党和国家的中央领导集体再次实现平稳交替。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始了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奋斗的新阶段。

第六集：继往开来

时间跨度：2002年---2007年

　　内容概要：

　　本集以中国在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带领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为主要内容。

　　履新之初西柏坡之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执政为民的理念；抗击非典之战中，践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领袖和民众共赴危难、恪尽职守，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仍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傲人成绩，并就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做出了重要决议。

　　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的全局出发，党中央提出了坚持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大战略思想，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经过新中国成立50多年和改革开放近30年的努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坚定地朝着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迈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实现。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现代化的早期阶段（19世纪60年代至1949年），这是一个为现代化创造前提的阶段，伴随着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全部历史过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低度发展也同步展开，但其速度非常缓慢，中国的经济实力愈来愈落在了别的现代化国家之后，并以“救亡”、“图存”为本质内容的革命运动造成早期现代化的内容很不规则，中国在8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二阶段为中国现代化的实验阶段（1949年至1978年），这个阶段带有明显的探索色彩，以政治运动为核心的政策使现代化战略改换频繁，现代化的实际进程摇摆度较大。第三阶段为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初步发展阶段（1978年至今），这个阶段开启了以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为特征的现代化过程的全面推进。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将近30年，从宏观地看，可以把目前为止的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是经济改革为主，政治改革为辅；第二阶段（自十六大以来）是社会和经济改革为主，政治改革为辅。

从上世纪80年代的先农村改革再城市工业改革，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再到1997年十五大“抓大放小”改革战略的确立，经济改革一直是中国改革的主体。自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的改革，这个阶段的改革重点已经超越了经济改革范畴，重点已经转移到了社会改革上。在“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等概念指导下，开始了各方面的社会改革，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保和教育等等。社会改革一方面要消化和解决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又要推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是可持续发展。

很少有人会怀疑中国要通过改革而进行制度创新，但人们经常会简单地把政治创新和民主政治联系起来。尽管民主政治是个大方向，但民主只能是中国政治发展和创新的结果。所以，经济和社会改革本身不是也不能替代政治改革，但这些改革极其重要。如果说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在于民主政治，那么经济和社会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民主政治就没有生存的空间和机会。这已经为民主发展的历史所证实。

中国从排斥市场经济到接受市场经济，从排斥私有财产到为正当的私有财产提供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从不容许民营企业家参政到把这个社会新群体吸纳到政治过程中等等。这些方面的变化具有很高的政治敏感性，但已经实现了，并且都已经体现在制度上。但也应当看到，这些改革也有局限性。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将近30年，中国社会已经积聚了巨大的变革能量。越来越多的因素在冲击着以往的渐进改革模式。渐进改革模式是否能维持下去主要取决于现存政治体制能否应付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如何来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政治和创新型国家制度。实际上政治创新并不是仿效任何西方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仿效不来的，也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民主政治模式。一些西方国家在全球各地民主实验所出现的问题甚至失败更说明了这一点。

在全球推广民主被称为解决贫穷、腐败、坏政府，当然还有恐怖主义问题的好办法，自从9.11之后一直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不幸的是，这个事业存在很大风险，因为政策制定者多数对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背景最有利于推广自由和自由选择缺乏足够的了解。伊拉克的经验显示，简单的清除旧政府中的精英后举行选举并不大可能建立和平的民主。

在阿拉伯世界没有民主，这是因为在非洲和中亚地区的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方式。所以，这个分配必须首先改变，民主才能够繁荣壮大。这就意味着任何地方实行民主都是可能的。没有所谓的文化、心理、民族、性格等原因阻碍民主的实现。

人类的大多数可能真的希望生活在自由的制度下。最近的国际调查报告显示，三分之二的人声称喜欢民主胜于任何别的政体，在每一个大洲上。在2000年的时间，有100个民主国家——几乎是1989年的两倍，二战结束时的三倍。自柏林墙倒塌后的影响，民主不断进步。几乎非洲国家已经开始选举，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相同也加入了民主行列。伊拉克开始了自由选举。其影响已经在黎巴嫩感受到。

当前，我国的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社会分化程度加大，利益格局差距加深。急剧的社会变迁使人们也愈来愈意识到在今后发展中所面临的潜在性危机。下一步中国改革的路径如何选择，对未来的中国影响甚远。

在一个国家的发展结构中，政治发展规律、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无疑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多数情况下，三者间会呈现出异常复杂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因素的变量，都可能成为影响其他因素乃至全局发生变化的依据。因此，追求发展的相对平衡，就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了。

应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由于经济基础的改变，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就是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众所周知，中国缺乏市场经济的自然历史积累过程，商品经济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许多领域，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至今仍很严重。这就给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如疯狂、贪婪、无序等现象的出现，就是其突出的表现。而之所以呈现出这些异常复杂的情形，其主要原因是许多问题往往以政治层面的“权利运作”开始，而以经济层面“摄取利益”的结果而终。这种现象与中国市场经济本身的人为“嫁接性”有直接联系。难怪有人说，从80年代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人们似乎看到了当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绘的资本原始积累所具有的某种疯狂性的影子。因此，我认为中国当前是处在资本主义社会初级发展阶段，而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所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以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管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

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政治发展滞后以及经济、社会体制本身存在的不完善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表现是纷繁复杂的：一是社会收入差距拉得过大、贫富悬殊，使社会公正的天平严重倾斜；二是腐败蔓延，权力资本的扩张和寻租活动猖獗，几乎成为中国社会中最大的政治毒瘤；三是社会秩序恶化，犯罪率上升。坑、蒙、拐、骗，制假贩假难以杜绝，人们生活缺乏安全感；四是政府行为扭曲，公共权利私利化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部门利益、行业利益不断蔓延。

上述问题的存在和发展，直接引发了三种冲突：经济增长与利益分配的冲突；少数党政机构、公职人员的不廉洁行为与人民大众公平意识的冲突；社会发育水平提高与政府控制社会能力的冲突。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和解决，将会直接危害社会的稳定、影响国家长远目标的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我们提到的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尽管形成的原因多种多样，从表面上看也主要集中在经济或者社会层面，但它的解决已经深深地与我国政治体制上端的推进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把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依然定位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层面（下端），可能上面所谈及的那些问题的解决，将会遇到很大困难。

如果要找一个词来形容现实中国政治所面临的挑战，没有比“制度创新”更为合适的了。自从政府提出要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概念后，“创新”已经成为最流行的政策术语。不过，在中国“创新型国家”主要是针对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方面。尽管还没有在政治层面来讨论创新，但实际上，谁都知道，没有任何事情比政治上创新更为重要了。

实际上，中国社会并不缺乏制度创新。改革开放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和以往的种种创新分不开。然而，应当看到，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波又一波的急进分权运动，中国社会的制度创新大多在地方和社会层面进行。作为执政党，中央一方面推动着分权运动，但另一方面也一直处于防守地位，通过各种制度调整来应付不断产生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在很大程度上说，这种防守式的改革便是制度短缺的一个重要根源。很简单，在中国的现实世界里，尽管存在着不同的创新角色，但执政党仍然是唯一的国家层面的创新主体。从中外历史经验来看，尽管创新的压力来自国内外的方方面面，但所有现代国家体制的建设都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的结果。

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必须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发展改革，面对超大社会现代建设的面临的压力而选择渐进发展方向是正确的。所以，一方面，中央开始在逐渐把经济发展的责任移交给市场和社会的同时，把国家转型成为规制型国家，从而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就一个良好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也开始把提高保证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能力作为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核心。而这种能力的提高所依靠的并非是简单的政治或者政策概念，而是需要一个整套新型的国家制度。可以相信，以国家制度建设为核心的政治创新就会在今后时间里成为执政党，首要议程。

新型的国家制度是怎样的一种模式？正如我所提出的中国统一后新诞生的中华联邦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是：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民主宪政；意识形态——奉行“三权主义”，所谓三权主义既人权、物权、主权。人权——自然权；物权——创造权；主权——生存权。

首先，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来分析认为：任何社会都是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三大结构在经济发展必然性基础上互动的整体。如图示：

9e33cnb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是一个二元机构下的相对均质的社会，其社会结构分化程度很低，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实行全面垄断，而且在政治文化上实行全面控制，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个中心高度重叠。

改革开放以后，以市场化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全新的局面。改革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将个人利益与其对社会生产所作出的贡献对应、结合起来，通过利益的差异激发人们追求利益的积极性，以此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易言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就是让社会各个群体在统一的市场规划中运用放松管制所带来的相对自由的环境条件去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实际上就是社会各阶层、个个群体间利益的调整过程，就是利益分化的过程。时至今日，中国社会的利益分化已成为一种现实，而且这种分化的利益已经开始定型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对于这种逐渐成形的新的社会结构，学界尚有诸多争论。主张“层化论”的陆学艺先生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而划分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理论框架，并握此勾画了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和五种社会地位等级组成的社会分层机构。主张“碎片论”的李强教授则认为，中国目前的利益结构变迁十分迅速，各个社会利益群体仍处于分化、解组、重整之中，社会分化及社会分层结构呈现碎片化，尚未层化定型。因此，他根据改革进程中利益的相对损益情况而区分出具体的利益群体组合——四大“利益集团”。而“新阶层论”则认为，在原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的区分基础上，改革进程催生了六大全新的社会阶层，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在财产状况、文化层次、社会地位、主体意识和政治态度上都有自身的独特之处，但其共同的特征却在于，他们都不属于过去人们常说的“公家人”，而它须归类为全新的形态。

如果说上述阶层划分是社会客观的利益结构的分化重组，构成了利益群体之上利益集团产生的社会物质基础，那么，人们主观价值和群体意识的分化则是利益集团形成的心理根基。伴随着政府体制改革而来的政治民主化、法治化进程的推进，以及执政党和政府在承认和保障公民权利方面的改革与发展，构成了利益群体组织化的政治条件和制度基础。加之现代信息与沟通技术的全面发展，人员交流的频繁，极大地方便了相互间的联系，构成了利益群体组织化的技术保障。正是在这种涉及物质、观念、政治和技术诸多方面的有利条件下，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同的利益主体、不同的价值观念持有者纷纷聚集起来或组建起自己的团体，因而各种社团组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起来。在数量和种类大胆发展的同时，其组织独立性明显增强，合法性也日益得到确认，在社会上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功能和职责，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越来越直接和频繁地与之接触或交往的对象。由于中国转型社会的基本特征，几乎所有的社团都会在某种程度上与政府打交道，都会或多或少地要求政府给予优惠的扶植政策或足够的政策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讲，所有这些团体都具有所界定的利益集团的某些性质或部分要素。但从总体上讲，中国的特殊情形在于一方面，在已有的利益分化基础上出现的主要群体尚未得到充分的代表和组织化的呈现，其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尚未完全开通。另一方面，较之于国外成熟形态的利益集团而言，中国的利益集团大多尚未发展为完备的团体形态和组织架构，参与社会政治过程的活动或力图影响政府决策的功能尚未具备完善的法律环境和操作平台，因而尚处在一种过渡的、未定型的发展阶段。

解读中国利益集团：影响地方决策政府如何应对

　　承认中国也有利益集团，这本身即是一个社会变革的过程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曾经，这个口号振奋了无数人。

　　为什么联合？除了有共同的理想，还有着共同的利益;而且，联合起来才有力量。这是社会利益集团出现的基础。

　　很长一段时间里，代表“局部”、“狭隘”和“个人”利益的利益集团得不到承认，也不被允许存在和发展。

　　厦门远华走私案使人们从梦中醒来，利益集团并不遥远，它的存在并不会因为“不承认”受到影响。事实上，人们的表述中早已出现了“既得利益集团”，利益集团的出现似乎总是伴随着贬义。

　　中共十六大以来，新一届政府力倡“平衡”，在调整利益再分配中坚持维护社会公正与公平，其间就包含着平衡和调控利益集团。

　　在这种情况下，对“利益集团”才有了严肃意义上的解读。

　　中国有哪些利益集团

　　2002年7月，为声援支持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上海、江苏、浙江、湖南等地高校教授、研究生、大学生代表、医生代表等组织了“原告声援团”。2002年11月4日，“声援团”还与中国原告团、日本律师辩护团、原告证人、全国各地原告一道，在浙江义乌市崇山村举行“细菌战诉讼二审声援大会”，继续推动细菌战诉讼工作。

　　研究者认为，“声援团”是常说的黑社会组织、帮会、走私集团、地下传销组织等非法利益集团之外的另一种利益集团。事实上，人们往往忽视了合法的利益集团，比如常见的村民自治委员会、居委会、经有关部门登记注册的社团以及民间自发产生的公民自助组织、兴趣组织等。

　　中国社会正从单一性社会向多样性社会转型。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程浩认为，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整个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分化与重组，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逐步形成，并分化组合成特定的“利益集团”，并不同程度地对地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

　　程浩所说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个体户、自由职业人员、受聘受雇人员等不同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甚至还包括驻大陆台商的利益群体和“买办”者利益阶层。有了这样的基础，加上公民利益意识的觉醒和维权意识的加强，特别是“集团意识”的形成，以及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现代交通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利益集团的产生，成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

　　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和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心做出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现有社会利益集团，大多没有完备的组织形态，也没有固定的组织架构，只是松散地、自发地、临时性地“结伙”，以协同行动，表达其特定的利益诉求。部分有规范组织形式的利益集团，多以社团、协会、商会、联合体(会)、委员会等形态存在;也有的以帮派、行会等形态存在。

　　西方社会利益集团一般具有自发性、对抗性特征，且强调均衡和相互制约。相较而言，中国的利益集团有着不一样的特征。

　　中国利益集团发展不平衡，代表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利益集团比较薄弱;合法利益集团绝大多数由政府主导产生，官办色彩较浓;中国利益集团无论组织结构还是职能角色都还不成熟，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非对抗性矛盾;许多非法利益集团借合法外壳存在或寄生在合法组织之中。

　　根据其组织化程度，中国的利益集团还可以分为高度组织化、具有一定组织程度、组织松散以及非正式组织群体;根据其活动目标，又可以分为经济性利益集团和非经济性利益集团；根据存在时间的长短，分为常设性利益集团与临时性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决策

　　“区里的干部一般不敢随便得罪他们，不能说他们有能力想让谁上谁就能上，但他们确有能力在需要由区人大通过投票决定干部任用时，不想让谁上谁就上不成，该区党政领导均对他们礼让三分。”

　　南方某市区一位干部在接受调查时，对两位区人大代表作这样的评论。这两位“大名鼎鼎”的代表分别是其所在居委会的主任及居委会所属股份公司的董事长，是典型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基于地缘、血缘和共同的经济利益，他们所在的居委会及公司，都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而这两位区人大代表，就是其所在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决策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已经很深。

　　这种影响不仅仅局限在人事任免上。调查显示，利益集团施加影响的方式包括:贿赂，个人关系网络，游说，求助于“精英人物”，通过主管部门及其领导，借助媒体呼吁，利用既定的规则、惯例或者直接诉诸法律，施压性集体行动，参与或操纵选举等。

　　这些方式，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

　　而影响的内容包括:地方政府公共投资、财政资金分配、财政税收、政策法规的制订。

　　报告列举了一个事例:南方某市从2001年起，要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对执业律师征收个人所得税。按此计算，执业律师40%以上的业务收入要用于纳税(营业税5.5%，个人所得税35%)。执业律师们通过该市律师协会，一致要求市政府减轻税赋，否则他们便考虑迁往广州、北京、上海等地执业。为此，市司法局专门向市委、市政府报送一份紧急报告，促成政府修改了律师条例，并参照北京、上海等地的规定，将律师个人所得税核定为总收入的6%，减轻了律师税赋。

　　调查报告认为，合法的影响是有好处的:能够化非法的、抗议性的利益表达为合法的、建设性的利益表达；能够为地方政府决策提供信息;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公正性、合理性;有利于推进基层民主发展。

　　然而，程浩认为:“各个阶层分别代表的利益群体之间的不平衡状态同时凸现着潜在的社会危机。”利益集团的影响存在隐患。

　　厦门远华走私集团、湛江海关走私集团构成了严重的恶果。犯罪集团凭借其拥有的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尤其是盘根错节的关系性资源，通过控制地方政权(或某一政府部门、机构)，谋取本集团的非法利益。

　　隐患还表现在：

　　一是强势利益集团有可能损害整个地区的公共利益和广大公众的利益，特别是严重损害社区弱势群体的利益，影响社会的正义和社会政治的稳定；

　　二是利益集团经济实力雄厚，无须施压或游说，即可让地方政府俯首听命，出现“领导傍大款”，使地方政府决策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受到影响；

　　三是利益集团进行“权力寻租”、“钱权”交易或其他违法活动；

　　四是一些经合法组织异化而形成的利益集团，以企业、事业单位等组织的合法外衣为依托，以经济、政治利益为纽带，运用合法组织的资源，欺压、剥削人民群众，瓜分集体财产，谋取其成员的非法利益。

　　政府如何应对利益集团

　　“当前政府要正确反映和妥善处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复杂利益关系，就必须根据利益集团形态、性质、资源等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针政策。打击非法利益集团，保护合法利益集团，扶持公共利益集团;要限制和规范特殊利益集团;最重要的是要关怀、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程浩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程浩认为，政府在近期内应该达到的目标，主要是使社会利益集团行为的有序化，为其成长、发展并发挥作用提供制度性平台，同时要创造条件使民间性利益集团合法化。

　　弱势群体在博弈中处于劣势，他们的利益，需要政府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2003年7月31日，国务院公布了《法律援助条例》，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法律援助的全国性立法，体现了中央立法机关保护弱势群体和公民权利的意愿及努力。

　　次日，中国正式施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与此同时，施行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

　　国家行政管理学院教授杜钢建指出，行政许可项目的泛滥在相当程度上搭建了“政府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的权力部门腐败的机理。

　　今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生效后将有效限制政府行政权力，在规定行政许可范围和清理行政许可程序两个关键环节上达到限制行政权力的目的。最重要的是，《行政许可法》创立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

　　《行政许可法》的生效将制约官僚利益集团。

　　目前，影响较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主要是以地区、部门为依托，以行业利益为纽带，常常借助公共权力、行政性垄断手段等，来获取特殊利益的经济性利益集团，如具有垄断地位的电力、电信等企业。

　　对于这些已经形成的、客观存在的特殊利益集团，胡鞍钢的观点具有启发性。他认为，应遵循三个原则来进行限制和规范:一是承认其既得利益，而不是消除垄断行业集团;二是限制垄断利益集团的特权，将其由“贵族”降为“平民”，从“经济人”与“政治人”的双重身份，变为纯粹的“经济人”，是企业家、银行家，而不是政治家;三是规范垄断利益集团的行为，重新建立商业游戏规则，迫使垄断行业从经济寻租、政治寻租，转变为依靠技术创新、高质量服务、良好信誉等，谋求利润最大化。此外，还应通过市场准入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尽可能地引入有效的竞争机制，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地位。

时事辩论会《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了？》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以维护公有财产权，保护私有财产权。这对合法的利益集团如民营企业群体来说，则意味着提供了一种有序的利益诉求传递机制。

　　从长远来讲，应对社会利益集团，政府还要从利益集团的政治性影响和政府行政能力的提高方面着眼。一方面要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公开、透明、公正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决策参与机制，将利益集团行为纳入制度化轨道;另一方面要实现利益调控制度化、制度建设民主化、民主制度程序化、民主程序法治化，同时要提高政府在利益集团政治中的自主性，防止软政权化。

　　经济学上叫博弈均衡，物理学上叫矢量求和。不同的利益集团在说着自己的话，展示着自己的力量，这是现实，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

　　观察家认为，在各种合法的利益集团面前，政府需要提供的是制度平台，实现利益表达、博弈、调控的制度化，提供开放的合法利益表达渠道，让各种力量在相互博弈和沟通中达成共识。

实际上，在所有国家，特别是自由民主制国家，政党与利益集团都属于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它们不仅规定着该国政治体制的性质和特征，而且成为其公民与政府之间最主要的联系纽带。作为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组织形态，利益集团与政党之间既有重大区别也有相近之处。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政党明确宣布其成员是跨地域、跨行业、跨职业的、信奉同样意识形态主张和政策立场的志同道合者；而利益集团的成员来源相对狭隘，有着各种限制性，并不以相同的意识形态主张为组织动力。政党组织全力以赴地经营政治事务，以选举为中心展开活动；而利益集团参与政治过程但并非权利经营，参加选举活动但并非其中心任务。政党有着完善的组织结构，积极开展日常性的活动；而利益集团的情况极其复杂，但组织化程度最高者也未必及得上政党。

更重要的是，作为政治体系的组成成分，政党与利益集团在功能上既有重合又有区别。两者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政党的主要目标是赢得对政府的正式控制以贯彻其政策主张，而利益集团并不希望控制政府而只是意图影响其所给予关注的公共政策。政党坦率声明其能够而且必须凝聚成广泛同盟的公共目标，以便于实现妥协以及对整个社会实行治理，而利益集团则只是狭隘地关注和聚集其成员的

利益或部分公共利益，并将这些利益要求传递给政府。政党在定期选举中推举候选人，而利益集团则并非如此。所谓重合，主要是指二者作为沟通公民个人与政府的纽带和连接双方的桥梁，必然会在某些方面承担相同的功能或开展类似的活动。

在以上理论探讨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政党与利益集团的实际关系是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时指出，进行现代化的政治体系的有效和稳定程度，取决于政党力量的强弱，而政党的力量反映出群众对于政权的支持度和组织化水平，要想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实施现代化战略，至少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440页。

因此，我们说，要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而实现新型国家制度的创建，但靠大陆的中国共产党现行政治及组织力量是不够的，因为，它不可能违背其政治意识形态，否则就回引发政治机构的重组和政党的分化组合，形成对执政党的强大挑战，招致政治分裂，从而亡党亡国。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直接引发了苏共中央的分裂和垮台就是鲜明的例证。

中国国民党做为中国革命历史中的百年老党，它是由孙中山先生创立。其前身为中国同盟会。1912年，同盟会联合4个小党派改组为国民党，1919年正式称为中国国民党。同样，也不会违反其坚信的“三民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特别是李登辉上台后，着手对国民党进行“本土化”改造。所以说，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国民党，也包括其它政党组织，关系到其生死存亡的政治意识形态是不可轻易否定的。正因为如此，我在这里郑重提出成立中国自由民主党，其作用就是要推动中国政治体制上端改革，从而使政府决策的功能具备完善的法律环境和操作平台，使得各个利益集团其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完全开通。进而更有效地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最终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就国际政治而言，因意识形态所造成的分裂对中国的挑战是不言而喻的。它已经成为中国融入世界的障碍之一。如中国与八国集团（G8）的关系，尽管中国与八国已经有了不少接触，双边关系都在稳定发展，尽管有呼声希望中国加入该集团，但显而易见的障碍之一就是，G8不仅仅是一个富国俱乐部，更是一个“民主国家俱乐部”。在它们看来，在政治上，中国是难以达标的国家。

中国加入八国集团时机还不成熟
2008年01月10日 14:40:13 　来源：环球网

即将到访中国的英国首相布朗周二表示，支持中国加入八国集团（G8）。这个表态迅速被法新社、英国广播公司（BBC）等媒体报道，中国是否应该加入“富国俱乐部”的问题被再次提出。西方想法如何？中国又该如何判断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林利民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法国、英国再次邀

请中国加入G8，首先反映出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其次也反映了G8正面临困境，全球代表性已经下降，需要中国的加入来增加其合法性和代表性，还有很多问题需要中国的参与才能发挥作用。

目前，有些声音认为，G8变G9只是时间迟早以及选择何种方式的问题，中国需要更主动对全球施加积极影响，完全可以挺直腰板走向G8。对此林利民说，中国的态度是赞成和G8加强合作，但对加入G8持观望态度，因为时机还不成熟。林利民认为，在目前状态下，中国参加这样一个西方制定游戏规则、由西方部分大国主持的“富人俱乐部”好处并不大。俄罗斯就是前车之鉴。俄罗斯加入G8后，国际地位没有提高，很多地方还受到限制。比如，在减排和能源问题上，俄罗斯的看法往往和几个西方国家不一样，在决议上经常陷于被动或是被边缘化，中国加入G8也可能遭遇类似状况。但林利民也提到，中国加入G8也是有一定好处的，比如，能够增强中国影响力扩大的合法性、有利于在制定游戏规则上发挥中国的话语权、有利于调整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