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21世纪人类民主与民主化的认识

我对21世纪人类民主与民主化的认识

如果以民主方式选举出一个当今世界最卖力的“民主”推销员，那么这个头衔非美国莫属。然而，“在波斯湾，沙特阿拉伯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是最不民主的国家，而伊朗作为美国最大的对手，却是最民主的国家。”[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1974年葡萄牙青年军人通过政变成功地推翻了专制独裁者的统治，几年后葡萄牙建立了民主政治制度。从这一事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主义政府一个个转向民主制度，这股潮流被亨廷顿概括为民主化的“第三波”，很快这个词就成为政治发展研究中最为流行的概念。根据他在1991年出版的《第三波：20世纪晚近的民主化》一书中的看法，世界历史上民主的发展经历了三次大的浪潮。

第一次民主化长波：1828—1926年，33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

第一次回潮：1922—1942年，22个国家的民主制度被颠覆

第二次民主化短波：1943—1962年，约有40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

第二次回潮：1958—1975年，22个国家的民主制度被颠覆

第三波民主化：1974年至20世纪90年代，33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

每一次浪潮中都有大批非民主国家成为民主国家，但前两次浪潮之后都伴随一次回潮，又有大批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被推翻。从1974年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到现在仍在继续按照一个非政府组织的统计，2000—2001年世界上的自由民主国家数目是86，部分自由的是58，不自由的是48，自由民主国家的数目比1990年又增加了许多。“第三波”民主化为政治发展研究提出了两个重要课题：民主化的原因（条件）是什么？如何巩固民主制度？

民主是人类的发明创造，却不是一次性的发明创造，甚至也不限于某一个地方。民主的大树从破土而出到枝繁叶茂，足足花了25个世纪。每当谈到民主的起源，人们仍会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古希腊和古罗马。

古希腊由包括雅典、斯巴达在内的数百个独立城邦组成，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疆域和自治权。大约在公元前507年，面朝爱琴海的雅典采用了一种民选政府的制度，尽管两个世纪后雅典被马其顿征服，但是雅典创造的民主却留传下来。

与此同时，在古罗马也出现了与雅典相似的民选政府。罗马最初也只是个小城邦，当它征服周边许多地方后，罗马政府甚至也将公民权赏赐给那些位于边远地区的臣服者，然而，由于传播和制度设计的缺陷，当中绝大多数人并不能真正以公民的身份参与管理——因为作为权力中心的公民大会在罗马广场上，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对于那些居住在帝国圆周上的公民来说，亲自到罗马广场议政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简单说，这里涉及“权力半径”和“民主半径”的问题。一方面，帝国的战车可以轻易抵达边境，画出统治者的权力半径，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发明建立在民主选举之上的代议制政府体制，也没有便捷的交通和足够大的广场，民主半径则只能紧紧围绕着罗马城，处于一种萎缩状态。其实，现代国家也仍然需要解决权力半径与民主半径如何重合的难题。

有人或许会问：中国有没有民主资源？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在中国还没有长成秦朝这个大一统的国家以前，民本思想也曾经空前繁盛。孟子的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或许可以解释为“人权高于主权，主权高于政权”的古代版。只可惜星火不曾燎原，民本的种子终于被飞鸟衔走，变成历史的有机肥，却始终没有长出民主制度的大树。

今天的中国，如何重新评价民主社会主义？推崇者认为中国过去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批判是“唯我独革”、“唯我独社”、“唯我独马”的僵化思维，不能以开放的眼光看待世界，吸纳世界，其结果是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窄。

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日前在《炎黄春秋》上撰文指出，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中国制度不能够阻止把50万人打成右派，不能阻止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疯狂，当“文化大革命”废止中国宪法，停止议会活动时，中国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谢韬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民主社会主义在哪？不少人将目光投向了以北欧为代表的福利国家实行的社会民主主义。这种制度在政治体制上强调民主，与西方其它国家一样有条共同的民主底线，与此同时，在经济上比较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此外，中国曾经取经的“新加坡模式”也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新加坡前副总理拉贾拉南总结新加坡道路就是政治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新加坡本土学者认为，新加坡模式更像是一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融合，即利用资本主义手段去创造财富，通过社会主义方法来分配财富。

反对派则将民主社会主义的矛头直接指向前苏联的“破产”，他们认为短短6年的时间，戈尔巴乔夫鼓吹和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非但没有给苏联百姓带来真正的“民主和人道”，反而导致亡党亡国，政治上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争论归争论。其实无论是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都应有一个共同底线。如秦晖先生所说，共同底线是个不可妥协的领域，简言之就是“权界要划清”、“己域要自由”、“群域要民主”、“权责要对应”。显而易见，在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泛滥时是没有这种“共同底线”的，因为它们既不相信民主，也不相信自由。

为什么实行民主？21世纪的今天，在经历无数历史的磨难之后，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出许多理由。比如，民主可以避免暴政，可以保障国民基本权利、普遍自由、独立思想，可以让人性在宽阔舒展的环境中健康成长，可以让社会在政治平等的条件下走向和平繁荣，等等。不民主的恶果同样显而易见。在极端的年代，“意识形态屠杀”和“种族屠杀”一起将人类推到了苦难的极致，使人类文明濒临破产。

民主进步史，就像飞机发明史。我们不能因为偶有飞机失事而否定人类的飞行理想。时光永远流逝，不难想象，后人站在未来观看我们，就像我们坐在波音宽敞舒适的机舱里透过云层回望1903年莱特兄弟制造的“飞行者1号”一样。今天，我们看到了雅典民主的粗陋，也在漫长的时光长河中见证今日民主获得了怎样的成长。作为工具，民主并非十全十美，可以不断进化与修正；作为价值，我们看到的则是人类想飞的信念始终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