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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30年中国面临既得利益集团强大挑战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12-12 03:00:21

中国的利益集团

cyy196388

http://i.cn.yahoo.com/cyy196388/blog/p_271/

“人天生是社会（政治）性动物”。实际上，我们生活的具体环境并不是抽象的“社会”，而是各种各样的团体或组织的网络；在这个意义上讲，利益集团古已有之。但在现代社会里，利益集团的组织形态、活动内容和社会作用已经发生且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和多样性的发展。尽管利益集团进入政治学的研究视野并非久远之事，但已经现实的知识积累仍然相当可观。这些知识构成了我们理解和把握利益集团的一个概念谱系，在多重交错的网格中我们可以对利益集团形成初步的认识。

社会分化为不同的利益已是不争的事实，社会公众或多或少地与某个组织相关联也是经常出现的情况，但是，已经分化的利益是否能够以有“组织”的形式采取自主自觉的行为，一个组织或团体可否被称为“利益集团”，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政治学领域，所谓“利益集团”是由享有共同利益或共同态度的公民个人和组织所构成的、通常是正式组织起来并将其集体资源投入政治行动的集合体，是“自立政府或政党之外……并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组织”①G.Wilson,Interest Groups,Oxford and Cambridge,MA.,Macmillan,1990,p.2.，是特殊的“政策参与者”②W.A.Maloney,G.Jordan,and A.M.McLaughlin,“Interest Groups and Public Policy:The Insid-er/Outsider Model Revisited,”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vol.14,no.1(1994),pp.17-38.。

“实际上，在所有国家，特别是自由民主制国家，政党与利益集团都属于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它们不仅规定着改国政治体制的性质和特征，而且成为其公民与政府之间最主要的联系纽带。”③Clive S.Thomas,ed.,Polirtical Parties and Interest Groups:Shaping Democratic Gouernance,Boulder/London,Lynne Rienner Publishere,2001,p.1.作为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组织形态，利益集团与政党之间既有重大区别也有相近之处。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政党明确宣布其成员是跨地域、跨行业、跨职业的、信奉同样意识形态主张和政策立场的志同道合者；而利益集团的成员来源相对狭隘，有着各种限制性，并不以相同的意识形态主张为组织动力。政党组织全力以赴地经营政治事务，以选举为中心展开活动；而利益集团参与政治过程但并非全力经营，参加选举活动但并非其中心任务。政党有着完善的组织机构，积极开展日常性的活动；而利益集团的情况极其复杂，但组织化程度最高者也未必及得上政党。在绝大多数国家，政党的数量都是极其有限的，而利益集团则是多如牛毛，数不胜数。所谓相近，主要是因为二者均包括庞大的同类群体，因而某些政党会与某些利益集团有着组织上的类同。

作为一个正处在改革开放中的国家，中国不仅经历着深刻的制度转型，而且经历着迅速的经济发展和剧烈的社会变迁，利益分化基础上的组织化发展日益显现其特征。相对而言，在目前的中国，利益集团尚处在稚嫩状态，利益集团政治尚处在低度发展阶段，但其间所体现的一些基本趋向已经相当引人注目，研究这些基本趋向对于理解中国政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是一个二元机构下的相对均质的社会，其社会结构分化程度很低，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实行全面垄断，而且在政治文化上实行全面控制，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个中心高度重叠。

改革开放以后，以市场化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全新的局面。改革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将个人利益与其对社会生产所作出的贡献对应、结合起来，通过利益的差异激发人们追求利益的积极性，以此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易言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就是让社会各个群体在统一的市场规划中运用放松管制所带来的相对自由的环境条件去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实际上就是社会各阶层、个个群体间利益的调整过程，就是利益分化的过程。时至今日，中国社会的利益分化已成为一种现实，而且这种分化的利益已经开始定型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对于这种逐渐成形的新的社会结构，学界尚有诸多争论。主张“层化论”的陆学艺先生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而划分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理论框架，并握此勾画了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和五种社会地位等级组成的社会分层机构。主张“碎片论”的李强教授则认为，中国目前的利益结构变迁十分迅速，各个社会利益群体仍处于分化、解组、重整之中，社会分化及社会分层结构呈现碎片化，尚未层化定型。因此，他根据改革进程中利益的相对损益情况而区分出具体的利益群体组合——四大“利益集团”。而“新阶层论”则认为，在原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的区分基础上，改革进程催生了六大全新的社会阶层，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在财产状况、文化层次、社会地位、主体意识和政治态度上都有自身的独特之处，但其共同的特征却在于，他们都不属于过去人们常说的“公家人”，而它须归类为全新的形态。

如果说上述阶层划分是社会客观的利益结构的分化重组，构成了利益群体之上利益集团产生的社会物质基础，那么，人们主观价值和群体意识的分化则是利益集团形成的心理根基。伴随着政府体制改革而来的政治民主化、法治化进程的推进，以及执政党和政府在承认和保障公民权利方面的改革与发展，构成了利益群体组织化的政治条件和制度基础。加之现代信息与沟通技术的全面发展，人员交流的频繁，极大地方便了相互间的联系，构成了利益群体组织化的技术保障。正是在这种涉及物质、观念、政治和技术诸多方面的有利条件下，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同的利益主体、不同的价值观念持有者纷纷聚集起来或组建起自己的团体，因而各种社团组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起来。在数量和种类大胆发展的同时，其组织独立性明显增强，合法性也日益得到确认，在社会上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功能和职责，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越来越直接和频繁地与之接触或交往的对象。由于中国转型社会的基本特征，几乎所有的社团都会在某种程度上与政府打交道，都会或多或少地要求政府给予优惠的扶植政策或足够的政策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讲，所有这些团体都具有所界定的利益集团的某些性质或部分要素。但从总体上讲，中国的特殊情形在于一方面，在已有的利益分化基础上出现的主要群体尚未得到充分的代表和组织化的呈现，其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尚未完全开通。另一方面，较之于国外成熟形态的利益集团而言，中国的利益集团大多尚未发展为完备的团体形态和组织架构，参与社会政治过程的活动或力图影响政府决策的功能尚未具备完善的法律环境和操作平台，因而尚处在一种过渡的、未定型的发展阶段。

如果说这是一种客观外在的现实发展的结果，那么，从理论推演中也会得到同样的结论。长期以来，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等一系列经典作家都极为关注表现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利益集团及其相互间的斗争，甚至将其当作社会政治生活中唯一可见的斗争类型。由此，他们特别强调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进而认为作为两大对立的阶级之间对抗的结果，一切社会冲突都会变得简单化了，所有的其他阶级均消于无形而只留下对抗着的两大阶级。这样的结论也许特别适用于工业革命早期以及某些时候的某些国家，但不分辨时期的不同亦不分析地点的不同而到处搬用，则会引出大问题。过于简单化的阵线划分反而助长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过于粗放化的分类结果反而强化了阶级身份的僵死性。于是，一切不同均演化为阶级的不同，更演化为“兴无灭资”的问题。实际上，在阶级的范畴内还包括更多的分化和分层的可能！

列宁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

相反，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则说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缓和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式。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这是人类两大思想意识的矛盾性与对立面。

如果说这是一种客观外在的现实发展的结果，那么，从理论推演中也会得到同样的结论。长期以来，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等一系列经典作家都极为关注表现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利益集团及其相互间的斗争，甚至将其当作社会政治生活中唯一可见的斗争类型。由此，他们特别强调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进而认为作为两大对立的阶级之间对抗的结果，一切社会冲突都会变得简单化了，所有的其他阶级均消于无形而只留下对抗着的两大阶级。这样的结论也许特别适用于工业革命早期以及某些时候的某些国家，但不分辨时期的不同亦不分析地点的不同而到处搬用，则会引出大问题。过于简单化的阵线划分反而助长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过于粗放化的分类结果反而强化了阶级身份的僵死性。于是，一切不同均演化为阶级的不同，更演化为“兴无灭资”的问题。实际上，在阶级的范畴内还包括更多的分化和分层的可能！

改革30年中国面临既得利益集团强大挑战

2008-12-11 14:28:34　中国经济时报

贾品荣（中国传媒大学舆情公关研究所所长）

　　改革第一难题：破除既得利益集团

　　中国既得利益集团有三点特征：第一，他们并不可能代表公共利益，也不代表现代工业文明，更不代表国际惯例，只代表小团体的权利和个人利益。第二，他们获得利益的方式是非正常的，靠的不是正当竞争，而是非正常手段。在中国，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一些部门、行业通过行政垄断获得超额利润，其中的成员将利润转化为个人收入和在职消费；二是一些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资源分配权进行权钱交易，获得不合理收入；三是一些群体通过营私舞弊、偷税漏税、制假售假、走私贩私等非法手段攫取社会财富。第三，既得利益集团造成了社会福利的净损失。

　　“四大不公”困惑中国经济

　　所谓不公指的是由于制度、权力等外在因素，人为地造成经济行为歪曲，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细分析，目前中国有四大不公：

　　——资源配置不公。从行业准入看，许多领域民营经济进不去，而国有企业长期获得垄断利益，职工获得超额报酬；从融资环境看，民营企业的直接融资困难重重，尤其是基本不能上市，而其间接融资的条件和交易费用也远远高于国有企业；从竞争环境看，民营企业在市场上要面临更多的限制。

　　—— 行政垄断。金融、电信、电力、自来水、铁路等行业，政府控制着大量的资源，进入门槛高，通过行政手段获得垄断利润，然后将利润转换为个人收入，有的国企领导还将企业消费、正常的业务费转化为个人消费。据统计，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在世界移动通信业中，超过10％净利润的很少，像美国最大的移动通信企业，利润率才1％，而在中国却达到20％以上，其职工的年薪均值达到5．577万元，居各行业榜首。

　　——明规则缺失，潜规则必然盛行。如一些党政官员入股煤矿，药品审批与流通环节的交易，批发官帽，由非正常渠道获得政府的特许、配额、许可证，这些给权力部门和相关领域某些人带来了高收入。潜规则的危害在于人们为了获得个人利益，往往不再通过增加生产、降低成本的方法来增加利润，相反，却把主要精力用于公关上。以房地产行业为例，中国房地产商除了公关优势外基本没有核心竞争力，权钱交易就是他们的潜规则。据统计，在2006年全国建设系统查处违法违纪和涉嫌违法违纪的415人中，建设行政机关和具有管理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占68％。

　　——歧视弱者。中国式暴富容易产生两种心理：一是鄙视穷人，根本不把穷人当人看，肆无忌惮地欺诈、掠夺穷人，山西黑窑事件就是例子。二是财富的不合理使用。他们宁肯在澳门赌场一掷万金，为一饱口福大摆黄金宴，也不愿为农民工及时支付工钱，不愿给被拆迁户以合理补偿，不愿支持社会慈善事业。

　　症结在于既得利益集团越来越强大

　　“四大不公”的症结何在？改革发展研究院对中国200余名官员、学者、科研人员作了“中国改革问卷调查”。

　　当问及“制约中国改革攻坚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大约有五成专家认为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调查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客观上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其中最主要的是既得利益集团和弱势群体。既得利益集团既希望通过改革攻坚能够获取更多的利益，又害怕在改革攻坚中失去既得利益，因此他们往往寻找代言人宣扬其政策主张；而弱势群体则对现状不满，与既得利益集团产生了新的矛盾。”

　　笔者认为，尤为严重的是，既得利益者越来越强大。

　　表现之一：国企垄断在强化。国企的垄断几乎遍及各个行业。垄断本有两层含义，一是行政垄断，二是厂商垄断。行政垄断，是指禁止或限制外资和民营资本进入；厂商垄断，是说由一家公司控制相当部分市场。中国大部地区行业中，都能看见政府的阴影，如内地上百家汽车厂几乎都有国资背景。这种状况，与其说是政府垄断，不如说是政府垄而不断——政府包揽更贴切些。政府包揽，有经营效率低下之弊，无规模经济之利。现在，国企垄断有强化的趋势。

　　表现之二：垄断行业高管的收入高得离谱。这是不合理的。原因有四：

　　首先，这些高管不是在竞争性市场中靠自身的能力获得位置。

　　其次，经济学上将工资高于他们在次优职业中获得的收入称为纯经济租金，这些收入在逻辑上等于固定数量的土地获得的租金。租金的获得者必须具有特殊才能。我们说，软件领袖比尔·盖茨或是投资天才巴菲特，抑或篮球明星奥尼尔，之所以拿高租金，是因为这些人拥有一种在当今经济中很有价值的技能。

　　再次，美国的银行CEO拿高薪是无可厚非的。原因在于，他们靠企业家精神获得了自身的价值。数据表明，美国巨富们致富的主要途径是冒险创办高利润的新产业，他们是通过其创新行为获得“熊彼特利润”而致富。

　　第四，最重要的是，国有商业银行高管超额收入的获得，是由分配体制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借助于权力、垄断和不平等竞争手段而获得的。这种收入差距，既不体现效率原则，又严重损害社会公平。数据显示，工行、建行、招行和浦发银行的员工成本占营业费用的比重超过50％。

　　表现之三：垄断集团不断花样翻新。只要铁路运输仍有“瓶颈”，只要还可能出现“煤荒”、“电荒”，这些部门的垄断就会花样翻新，而垄断的存在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利润分割的“避风港”。

　　表现之四：拿自己制定的行政法规“忽悠”消费者。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垄断行业拿自己制定的行政法规忽悠消费者。这是不对的。必须指出：行政法规不是法律，而且行政法规要服从于法律。但我们现在有的地方行政法规大于法律，领导批示大于行政法规，直接导致权力决定一切，既得利益集团无法抑制。呼唤了多年的《电信法》至今尚未出台。

　　表现之五：强大的既得利益者并没有对弱势群体予以真正关怀。目前，弱势群体存在两种心理：一是恐慌的心理，失业问题引发人们焦虑不安；二是匮乏的心理，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人们心中无底，不足以应对变化莫测的社会。这时候，需要的是关怀与同情心。看看今天，既得利益者不仅没有对弱势群体报以同情心，反而肆无忌惮地掠夺弱者本已很少的收入。

　　既得利益集团的三大特征

　　从本质上来说，既得利益是特殊的、不正常的利益，既得利益主体是一定数量的人群，可称之为既得利益者或既得利益集团。

　　既得利益集团是对公共资源享有支配权的一部分人或一个社会阶层，为了维护自己共有的特殊利益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

　　中国既得利益集团有三点特征：

　　第一，他们并不可能代表公共利益，也不代表现代工业文明，更不代表国际惯例，只代表小团体的权利和个人利益。

　　第二，他们获得利益的方式是非正常的，靠的不是正当竞争，而是非正常手段。在中国，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一些部门、行业通过行政垄断获得超额利润，其中的成员将利润转化为个人收入和在职消费；二是一些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自己的资源分配权进行权钱交易，获得不合理收入；三是一些群体通过营私舞弊、偷税漏税、制假售假、走私贩私等非法手段攫取社会财富。

　　第三，既得利益集团造成了社会福利的净损失。西方经济学告诉我们，行政垄断因素造成福利的减少，按GDP计算，大约每年是GDP的1％，中国应该更多。

　　既得利益集团产生的四大原因

　　既得利益集团产生的原因可以从四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经济还不是一个竞争性经济。这样，企业的发展、个人的谋身，不是仰仗竞争，而是靠权势。

　　第二个原因是长期缺乏产权的基本制度。产权制度的有益影响有三：它能控制既得利益者为所欲为，它能为经济自由提供土壤，它能引导人们以企业家精神获得利润。

　　第三个原因是没有一种完整的产业进出法律体系。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无法抑制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准入规则，缺乏国家完整的产业进出法律体系。一套完整、清晰的产业进出法律体系能大大消减交易成本。这方面的一个好例子就是秦始皇的车同轨，它使道路得以标准化，大大地节省了运输成本。

　　第四个原因是公共资源被“内部人”控制。一些国企领导人利用手中权力，将内部的管理权力向家族成员转移，把亲属、亲信安插进管理层，形成“内部人控制”，然后将国有资产以投资的方式转移至私人企业。少数人利用控制国有企业资产运营和国有资产转让的权力，通过MBO，使国有资产流入自己的腰包，迅速积累起个人原始资本，建立私人企业。有的国企领导人担任多家下属企业的董事长，一年的在职消费上百万元。我们说，公共资源被“内部人”控制，对社会公平和公正原则的损害甚大，更会因为其长期存在而形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一方面把持了公共资源的配置权力，一方面也掌握了公共政策的制定权，公共资源成为谋取和维护其个人与集团利益的“私家车”。

　　既得利益集团的五大危害

　　既得利益集团是人民的害虫，具有五大危害：

　　第一危害：既得利益集团不顾或者放弃全局及国家利益。

　　垄断企业的既得利益者，对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将给他们带来的收益并不乐观，而对于要损失的既得利益却有深切感受，因此，他们缺乏向民营经济开放市场的动力，力图维持现有的利益格局；一些强势的政府部门对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本能地抵触，利弊得失权衡的结果往往是为保住局部及个人利益而不顾或者放弃全局及国家利益。三次机构改革越改机构越庞大就是明证。

　　第二危害：导致社会不公，影响社会的稳定。应当看到，在我国13亿人中，目前还有一些人温饱问题未解决，更多的人刚刚解决温饱，远未达到小康。据不完全统计，城市中下岗职工和失业人数大体有1400万，相当于城市中经济活动人口的 7％。农村的失业人口更为严重。对那些违背效率优先的市场分配准则而通过中国式暴富的既得利益群体，社会存在着普遍的不满，容易激发一些扭曲的社会现象产生。

　　第三危害：既得利益集团攫取了部分社会主宰权。当既得利益集团太强大时，人们骤然发现，我们可能回到了亚当·斯密时代。斯密所描述的集体行动所产生的种种好处并没有落到穷人和普通大众手中，往往是在攫取普通居民的情况下，使集体行动产生的好处为既得利益集团所占有。一方面，他们造成转轨期资源分割的混乱；另一方面，既得利益集团已经获得了部分社会主宰权。

　　第四危害：既得利益集团还取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以房地产商为例，他们用钱取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通过收买个别媒体，更是肆无忌弹地从消费者手中抢钱，广告说有金桥碧水，入住后发现是一条臭水沟；宣传说配备休闲会所，入住后发现变成了洗浴中心；甚至把公摊给大家的面积又转手卖了钱。

　　第五危害：只要既得利益集团长期强大，民生问题很难解决。在今后5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人民群众如何分享发展和改革的成果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如果任由既得利益集团发展，收入分配、劳动就业、疾病医疗、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领域就很难突破。因为既得利益集团追求的是少数人独享改革发展成果。

　　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政策建议

　　首先，改革政府，实行小政府。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 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应该大力转变政府职能，对可以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予以取消，可以用市场机制替代行政审批的，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处理，对确需保留的要建立制约的制度和机制，使政府彻底从经营领域中退出来。同时，调整政府机构，缩小政府规模，下决心大力裁减官员。目前，政府规模太大，必然干预经营。政府改革和企业改革相比，它不是赋予自主权，而是剥夺一部分官员的权力和现有职能，必须采取非常规的办法，“先拆庙，后建制”，动作要“快刀斩乱麻”。同时，相应地推进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的改革，不然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

　　其次，引入竞争，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破除行政垄断最好的办法是引入竞争，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有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国有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要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

　　再次，用立法破除特权意识，不允许任何一部分人掌握过大的权力。中国经济改革一开始就提出的“让利、放权”改革就是一种分权式的改革，它大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率，为市场化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为了保证改革的深层次推进，必须在法律上健全保证公平竞争的制度，用立法保证任何一部分人不能掌控过多的资源。在破除特权方面，必须形成一个法律方案，只有成为一个法律文件，才能强有力地执行。（原载于《中国经济时报》）

贫富悬殊的真相(2008-09-27 07:32:55)

blog.sina.com.cn/s/blog_4be4ecdd0100anht.html

全部图片都来自官方网站。全部说明词都是真相。

不久前公布的一份具有权威性的社会经济状况调查报告披露：

中国拥有超过一亿元人民币财产的“亿万富豪”达3220人，

其中，2932人的亿万财富直接来源于家庭背景的权力，人数占富豪总数的90 %

值得一提，这份报告是发布在官方《人民网》网站上的国务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联合调查报告；其真实性不容置疑。

该调查报告记载了更为惊心动魄的一笔：这些富豪掌握着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和证券五大经济部门，拥有二万亿资产，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

为此，新华社发文：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近三十年内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出现特殊利益集团，通过权钱交易等非法活动谋求集团利益，催生集体腐败和组织性腐败。

看了这份报告，我们不能不震惊。

中国人民可谓勤劳智慧，也不乏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改革开放已经搞了三十年，尽管如此，人民群众仍然普遍感到生存的巨大压力。

但是，极少数人却已经聚敛了数以亿计的财富，而且这些财富是靠权力孵化、滋养，靠贪官与奸商勾结而积累；分配如此不公，如此背离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我们不能不震惊。

六十年前，为了推翻以蒋宋孔家族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号召并领导人民闹革命，得民心得天下；但革命成功后，不料如今又造就了一个人少势强的特殊利益集团——腐败分子与寄生虫。

难道千千万万在革命中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们当年浴血奋斗的目的就是为了造就这样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吗？我们不能不震惊。

若干年里，一小撮权贵们肆无忌惮地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号，拉大旗当虎皮，大肆圈地、圈煤、圈钱，圈权，吃回扣、吃差价、吃干股……我们不能不震惊！

四川贫困山区孩子在学校吃午餐的照片

当初，改革开放的"先富论"如此表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共同富裕。

三十年过去了，岁月蹉跎,几多无奈几多愁！所谓后富之人也富裕了吗？

“共富梦”在何方？

事实如此无情；

中石化等已经富得流油的垄断国企老总们还嫌富得不够，不断向国家申请补贴；

开个不伦不类的听证后、成本几乎接近于零的移动电话漫游费还得继续收，话费依旧高居不下；

如果不出 12-5矿难，山西洪桐瑞之源的矿老板照样借助血煤日进斗金；

权贵们都在忙着“做强做大”自己的金元帝国，那里有心思带动别人后富？

物价飞涨让数以千万计的普通家庭在艰难的岁月中彷徨度日；

承担着边远山区1000多万农村孩子教育的40万代课教师们，长年辛勤耕耘于三尺讲台而只能获得每月不足100元的工资，这个月薪还不到瑞之源矿主月收入的三万分之一，

在这里，我们不忍心再提及黑砖窑里的农工们，他们哪有后富可言，少挨点皮鞭就算不错了，与他们相比，夏衍先生笔下的包身工要幸运得多；

作为中国人、作为奴工们的同胞，我们为有良知的记者们所报道的山西黑砖窑里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极度羞耻。

难道这就是共同富裕？我们不能不震惊！

四川大凉山，贫困家庭的孩子们肩背的不是书包，而是打草的筐子

2006年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各国家和地区人均年收入排名前19名里面，居中间地位的美国人均年收入为 37000美元，而我们中国名列第109位、人均年收入仅1100美元！西方19国人均收入的平均数超过中国30倍。差距如此悬殊，我们不能不震惊。

虽然目前中国仍然是一大穷国，但行政经费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支出雄居全球榜首。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款送礼、公款渡假旅游、滥发奖金、违规挪用公款和大兴土木修建超标准豪华办公楼等费用，竟然高达税收的一半即 50 % ；

可是，像教育这样重要的民生投入比例，却只能与非洲一些最落后国家相当。反差如此强烈，我们不能不震惊！

全世界14万收费公路中有 70 % 在中国，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10个大城市有7个在中国，矿难百万吨死亡率中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40倍以上。我们不能不震惊！

请别再抱怨说中国人民群众的素质太低。其实，最没有教养、最没有德性和素质最低的一群就是党内的那些官僚腐败分子。

例如上海陈良宇集团、安徽王昭耀集团、郴州李大伦集团中的腐败分子们，一个个道貌岸然、一个个装扮得俨然是圣主明君，实际上都是些一肚子坏水、集吃喝嫖赌于一身的黑道痞子、三玩干部。奇怪的是，这些人居然几乎都有在党校进修过学习过并获得学历的背景。丝毫没有真诚自责和歉意，反倒贬低人民群众素质太低，我们不能不震惊！

再也不能“瞒和骗”下去了。我们必须直面惨淡的人生，直面无情的现实。说实在话，中华民族今后的希望，寄托在这些穷孩子苦孩子们的身上……这些年我们睁开眼睛看了，接触到社会真相，同时继续发掘和了解社会真相以后，我们认为：那些虚伪、包装、炒作、脱裸、作秀、变形、变质、退化的所谓名人越来越无聊无赖无情无义无耻，他们大多被畸形的贪奸污泥浊水毁坏了；虽然他们有钱有权有势，但是不再有多大希望了。